小约翰·柯布 | 为什么需要学校?

为什么需要学校?

小约翰·柯布,哲学博士,美国著名后现代哲学家,美国国家人文科学院院士,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

院长,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克莱蒙研究生院终身教授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4期

摘要:虽然教育是一种普遍需要,但在传统中学校却是以满足特定需要为目的而形成的。研究型大学是在德国产生的一种学校,它可以很好地服务于特定领域,但社会并不需要大量的研究人员。今天的人们预设,每个人都应当上学,而且越长越好。不幸的是,研究型大学及其学科被当作了标准。整个教育体系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来建构的。这意味着,教育很少朝向学生和社会的福祉。那样的话,成功意味着研究方面的成功,这种观念创造了个人竞争的环境,却未能给人们带来生态文明,因此,智慧的观念失落了。现在是该建立一种完全不同的教育体系的时候了,其中一部分人可以在高度专业的学科方面进行研究,但在寻求生态文明的转型中,大多数人应当在许多领域成为服务于社会的全面的人。

关键词:学校;博雅教育;高等教育;建设性后现代学校;生态文明

 

这里我要谈的是“为什么需要学校”,而不是“为什么需要教育”。如果我们对教育的理解更广一些的话,那么,教育就是人类生活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无论在哪里,行为举止都不是由基因决定的,上一代就必须教育下一代,即为了下一代能够继续存在下去,教给他们技能或向他们提供必要的信息。这适合于所有的人,因为我们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有一个较长的儿童阶段。

      但是学校却不同。千百年来,人类没有类似的体系却也存在下来了。即使到了几百年前,地球上的大多数人没有学校也行。今天有些人仍然如此。

      在现代世界,许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学校是一件好事情,那些进学校的人,常常做得更好。大多数政府要求家长必须将孩子们送到学校去。在美国,尽管允许但并不鼓励在家学习,而且要求家长们用差不多相同的方式教孩子们那些学校要教的同样的知识。

      而且,社会高度评价学校,大多数人认为呆在学校的时间越长越好。基本上,现在所有的人都必须完成高中教育,四年制的大学教育被极力地推荐给几乎所有的人,只有“研究生学习”还保留了一点自由的选择。

      世界各地这些假设都根深蒂固,在那里,对教育的讨论常常变成如何改善学校,更激进的探讨者们有时向当代学校教育的一些目标提出挑战,然而大多数的讨论则是关于如何更好地实现这些目标。

      另一方面,后现代思想家们质疑现代的这些假设和体系。因此我们会追问,为什么需要公立学校?我们对它们的期待是什么?为什么它如此重要?它们提供了我们期待的东西吗?它们是否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最佳方式?社会是否还有其他更重要的需求?学校是否是满足这些其他需求的最佳工具?

一、对学校历史的一些评价

获得一个对已往建立起来的东西进行严肃追问的视角的最佳方式是通过扫视历史来考察它。本文无意在短短的篇幅里尝试涵盖学校全部的历史,但我将对西方所发生的事情提供一些广泛的概括。对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你们中的许多人都比我知道得多,因此,我不会冒险对它作出任何的评判。然而,根据我的印象,中国目前的学校体系更多的是反映着西方学校的历史,而不是中国自己教育的历史。

      许多文化中的大多数人直到现在都并不需要学校教育。在他们的家庭中,通过参与社区的方式,也经常通过学徒制,他们学习如何在社会中发挥作用并成为其中有责任感的一员。大多数人并不需要知道如何书写与阅读。

      然而,当城市出现时,文字记录与沟通就变得重要起来了。与此相应,社会就需要一些人成为有文化的人。虽然可以从导师或家教那里学到读写能力,但是,随着需要这种技能的人的不断增加,类似于学校的机构就成为一个有效的教育手段。

      对读写能力的需要常常与宗教有关。牧师神父们的威望与神秘一部分源于他们掌握着信息,而这些信息大多数人是无法获得的。书写能够积累更多的信息,远超以前只是依靠记忆所获得的信息量。

      政府需要法律系统和管理的官僚系统,而这些都需要书写记录。随着贸易的增长,商人也需要文字记录。因此,读写能力变得更为重要。随着对读写能力的需要,对教师的需要也相应增加了。集体的教学导致了学校的出现。

      因为这些原因,学校的历史差不多与文明史相联。虽然只有少数人进入了学校,但他们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西方文明主要源于以色列和希腊,因此我这里冒险来对它们做一点概括。

      在以色列,宗教的发展出现了犹太教会堂。对宗教的虔诚,必然需要信徒知道上帝对他的要求。这个信息在耶路撒冷的寺庙里并没有被传送,它是在当地的集会上传播的。当地社区及犹太教堂的领袖们就被称之为老师,即拉比。

      通过宗教改革,也出现了类似的发展。在中世纪,传教士们在学校获得教育,但是大多数普通人却不是。罗马天主教认为,通过那些在学校获得圣经知识的人能够最好地维持它的统一与权威。在教会里,有些人希望人们能够直接接触圣经手稿,他们认为教会滥用了这种垄断而且欺骗了它的普通信众接受上帝的真实的信息。许多基督徒从天主教中分离出来以示抗议,这些新教徒将圣经翻译成普通民众可以理解的语言,并建立了学校教人阅读。

      在雅典,民主的发展要求所有的市民识字。当然,事实上,那些参与到政府中的市民们远不是人口中的大多数人,妇女与奴隶们是被排除在外的。然而,民主像宗教的一些形式一样,使扫盲的需要变得更广泛,远超于工作的需要。

      由于决策是通过公众辩论和选举来进行的,辩论的技巧和说服的能力就变得特别的重要。权力有赖于在演讲中影响公众的能力,所以,被称为“智者”的教师阶层出现了,他们教授那些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修辞学,这因而导致了修辞批评家,他们寻求智慧而不是权力,因此产生了哲学。围绕着智者与哲学家,学校发展起来了。

      希腊也发展了被称之为“博雅教育”的广泛的课程。这表现了他们对其文化的骄傲,希望将它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与在以色列学习上帝的法律和在雅典学习修辞学不同,博雅教育的学习建议,对发展人类文化生活的能力来说,学校可能会很重要。

      虽然中世纪教会并不青睐通识教育,然而它创建了许多伟大的大学。对于精英们来说,它继续或更新着博雅教育。此外,对于专业学习来说,它发展了超越于博雅教育之外的详尽的学习项目。这些专业人员是神职人员、律师、教师和医生。因为他们学有专精,这些专业中的每个人都受到尊重,在社会中享有自治权。例如,人们期待着医生建立医学实践的标准,并且强迫执行这些标准。他们既不受政治的控制,也不受经济的控制,更不受系统的控制。高等教育的作用就在于产生和支持这些专业。

      大学的中世纪版本一直持续到现代。事实上,在整个18世纪,建立于中世纪的大学特别地享有崇高的威望。大家可想到牛津、剑桥和巴黎大学。四年制的博雅学院在整个美国四处开花,它们常常是由教会建立的。其中一些发展成为大学主要是因为博雅教育受到研究生专业研究的大力支持。

      在美国,职业教育受到公立学校运动的支持。这包含着希伯来新教徒对阅读圣经的考虑,也包含着希腊对民主的考虑。扫盲是需要的,但特别是在19世纪,却有着更为迫切的需要,即将许多国家的移民变成美国公民。这包括确保英语成为国家语言,但公民需要将自我荣耀的美国历史内在化,他们也需要理解美国政治体系的本质,知道如何参与其中。判断公立学校成功与否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将不同民族背景的人变成爱国的且相信美国例外主义的美国人。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在美国,对于学校的理解是被公立学校、与教会有关的博雅学院以及其他大学专业毕业生所主导的。当然,这里还有其他的学校,如培养精英的私立学校和那些不能支付教会相关的学院要求的学费的学生可上的公立大学。事实上,还有许多其他的大学,它们致力于培养人们能够胜任某种具体的工作,如教师学院、农学院和矿业学院。

      同时,在欧洲,大柏林大学产生了对于知识本身的追求,有时它被称为第一所现代大学,它离博雅教育以及其他类型的职业教育的形式越来越远。大学的任务就是支持对新知识的追求,它的目标是倡导研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它开始界定Wissenschaften或者学术科目,根据这种界定,学者们同意其研究方法与对象,以使得集体将知识的疆域推得更远成为可能。

      在美国,研究型大学获得巨大的威望,大学扩展其研究生项目,它们可以授予博士学位,在一个学科领域内做研究,就可获得这种学位。

 

二、学校在哪里出了错

迄今为止,我所描述的一切都不是无的放矢的。学校有可理解的社会功能,或者至少个体的功能。人们对于去学校或者在学校呆更多时间并不会感到任何压力。然而,现在我要转向学校是如何被滥用的。

      第一,博士学位只是表明有做研究的能力。这种研究能力有它的价值。如果博士学位是在有问题的领域做研究的方式,这是可以理解的,有时候情况确实如此。显然,确实应该有什么机构或体系培养人的研究能力。

      第二,博士学位成了在大学教书的执照。他们在其中教书的大学并不是研究机构,而是博雅学院。这些学院的目的在于教授那些可以帮助人们在社会中生活得好并参与到其文化中的东西。理想地说,这些学院的毕业生应该是社区的领袖,即那些设立道德与趣味标准的人,他们中只有极少数成为专业的研究人员。将一个为不同的意图设计的学位作为教授博雅知识的权威来运用,是学校自我解构的第一步。

      一些通过展示他们的研究能力而获得其在大学教书权力的人现在成为了博雅学院中的优秀教师。因为为了教授他们的学生需要的知识,他们自己做了一些准备与调整。而这种结果却与他们获得学位的方式无关,而不是在大学培养出来的。绝大多数获得博士学位的人都认为高等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人们开展研究做准备。博雅学院增加的课程中断了博雅教育,成为进入旨在多种学科研究本身的入门砖。

      博雅学院陷入了一些并不是它们本身造成的一个体系。它们在选择其老师时需要优秀的标准,博士学位则是唯一的一种可能的标准。它们不得不聘用那些并不是专为教授博雅知识而准备的人当教师,然而他们并不是无辜的牵连者,他们参与了这种转换。在他们对名声的寻求中,他们奖励那些老师只是因为他们在其领域会做研究,他们并不是合格的好的教授博雅知识的老师。

      长期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博雅学院教的博雅知识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优秀学生学习专业学科以准备以后进入研究生阶段。学校教育在生活准备与培养社会领袖方面做得越来越少,它在培养学生的专业化和研究方面却做得越来越多。其他可以选择的项目也指向专业学校,这些学院也是根据对学科的熟悉程度而不是文化发展来建立其录取标准。

      我强调了这个体系的循环特征。授于那些做过研究的人博士学位导致了这些老师认为研究是最高的目的,它要高于他们的学生。因为在学术领域显然不需要数量巨大的研究人员,大学同样也为专业学校准备人才。在后者,这种准备中断了教化人的发展,并成为对专业学科的入门介绍,这些学科认为专业学院更重要。如果我们认为研究是职业中的一种,我们可以说那些曾经的博雅学院现在大部分都成了专业学校预科。这些专业不再是那些能够引导社会和管理自己的教化人的自我指南,他们现在只是那些为能够支付他们薪金的人打工的专家的组合。

      我认为,在这些变化中我们损失太多,虽然这种学校仍然还具备某种社会功能。问题在于,为人们作专业准备的学校教育成了每个人的标准和理想,尽管社会中的许多工作并不需要这种准备。在学科中的预先的专业化的学习对某些意图来说对研究是有用的。如果意识到这一点,向那些并不需要进入这些专业学习的人推荐其他种类的教育,那么我不会将它称为系统的滥用。这种类型的学校在一个经济社会中是有它所扮演的角色的。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种情形。大学教育被认为是一个合适的准备,以帮助人们在社会中有一个好的生活。人们告诉年经人,这种教育可以改善他们在社会中的经济地位。大学教育的标准形式是为研究做准备,因此大家都在追求这种教育的形式。事实上,社会只需要利用大学中所教技能的极小部分,因此,许多大学毕业生并不需要进大学就可以找到工作,在经济上支持自己。这清楚地意味着,预先的专业项目只应该推荐给那些愿意进入专业领域的人,另外的年轻人从高中出来后,就应该直接去劳动力市场,或者去不同类型的学校接受教育。

      现在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大学仍然教授博雅知识,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原则上,学习博雅知识是为了更完全地和更丰富地生活,是为了提高社会领袖才能,拥有这个经验的人越多越好。幸运的是,许多大学并没有完全地放弃这些人文的功能。然而,大多数学生被鼓励去大学是为了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这是从博雅教育向预先的专业培训的转变,它因此导致了鼓励每个人都进大学的这种谬论。

      问题并不在于简单地浪费所涉及到的资源,其系统本身是破坏性的,获得去最好的大学学习的机会充满着激烈的竞争。学校系统所教的就是追求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有极少价值的目标的竞争,在这种竞争中,绝大多数人都不能梦想成真。

      目前这种学校系统的滥用就是资本主义所形成的占主导的意识形态的结果,我称它为经济主义。在一个经济至上的社会,每一个个体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地获取更多的财富。这里在系统中仍然有张力的存在,对财富的追求还没有将对知识的追求连根拔起。某些知识类型对财富贡献极大。因此,致力于研究的体系很适合资本主义的体系。虽然尽管研究型大学最初创造出来是为了在所有的领域产生知识,但资本主义却将兴趣局限到极少的领域。老师们普遍相信研究是为了研究本身,但资本主义价值中立的研究的背景事实上限制了研究的领域。

      学校增多是因为州政府的资助,因为政府假设学校可以对本州经济做出贡献,州政府通过在大学中分配资金来表达这个判断。如果一项研究可以为大学带来经费,那么这种研究就会得到极大的关注。大部分的研究是为了军事、工业和医疗的目的。为了知识的知识正在成为富人为了军事力量和经济利益的知识。

      一方面,我们有那些普遍认为研究是最高的人类活动的老师,他们衡量其成功的标准主要是看其领域里的多少学生最后成为研究者;另一方面,他们的绝大多数学生来上课是为了经济上的成功。因此对大学的资助变成了对它的经济利益的追求,这种断裂是巨大的。

 

三、回归常识

针对这种情形,实际上资本主义的逻辑会恢复某种常识。我们对那些对经济没有贡献的学校教育的支持越来越少,随着大学教育并不能确保更好的工薪越来越明显,愿意为此支付学费的年轻人会变得越来越少,而那些为工作机会直接准备人才的学校会变得更重要。当然,越来越多的学校教育将通过网络完成。

      它甚至会变得比现在更清楚的是,在目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学校只为了服务于经济而存在。社会是否需要有其他目的的学校存在这一问题将不可避免。后现代主义者希望现在来讨论这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社会除了经济外是否还需要其他的目的。第二个问题是学校是否帮助满足它的这些需要。

      对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显而易见是肯定的。经济的秩序应该是服务于社会而不是主宰社会,这个需要就是形成生态文明的需要。这要求不同于那些有益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技能与知识,如,它要求我们学习如何与他人和自然界和谐相处,这与学习如何竞争更有限的资源与机会大相径庭。

      学习在一个生态文明中如何创造和生活显然要求公立学校不只是具体的工作培训。对于很小的儿童,现在的学校常常是一个学习如何相处的地方,学校能够成为学习集体合作解决真实的问题的地方。小组参与,不是互相竞争而是对共同目标作出独特贡献可以帮助儿童生活在一个生态文明之中。

      显然,现在在公立学校中所学习的某些知识对于生活在生态文明中是需要的,这里已经有一些实验帮助儿童理解和欣赏他们生活中的自然背景,这一点对所有的人都将变得日益重要。他们同时也需要学习如何运用侧重于评估对生态文明的贡献来选择技术。

      从早期就对社会的复杂性有所感受,许多工作需要与更大的范式相结合,儿童将获益匪浅。人们鼓励他们通过表现其天赋与兴趣来思考自己会有机会对整体做出贡献,人们也帮助他们理解所有的这些贡献都是重要的,虽然一些贡献与另外一些比较起来可能更可见或者有高回报,但成功包含着实现一个人的合适的理想。这一点不是互相竞争而是在互相支持中实现的。

      如果需要评估学生,那么它应该根据合理的目标以及朝向这个目标的进步来进行。这些目标既包括对社会作出经济上的贡献的能力,也包括帮助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在可持续的与和谐的方式上发挥作用的能力。教师们也应该被评估,标准是根据他们是否帮助学生创造性地一起工作以及学生对生态文明作出贡献的准备程度。

      如果我们转向高等教育,我们需要减少对“高等”一词的强调。在学校里继续长期呆下去,本质上并不是一件好事情,但是社会的一些需要也许要求更广泛的准备,因此这种在学校的延长应该基于学生个体的兴趣和他们对具体的学习的态度。如果一些学生想进入那些有益于生态文明的研究,他们应该受到鼓励。录取他们的标准不应该在于是否交得起学费,而在于是否与年轻人的兴趣以及更大共同体的需要相一致。

      后现代学校体系需要教师,所以这里应该有培养教师的学校,他们中的少数将被准备教那些想学习如何研究的学生,大多数将被准备教那些希望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对生态文明作出贡献的学生,其他的一些将学习如何最好地帮助人们做特殊类型的工作。

      显然,我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我忽视了竞争的一些肯定方面。如果一些学生的团队被分配一些工作以完成整个目标,争取去完成团队的任务和做最好的自己也许就是健康的,那些在竞争中获胜的团队也许会受到集体的表彰。然而,在目前的背景下,重要的是强调现在被主要忽视的方面。

      我的主要观点是:我们的社会正在走入迷途,而学校显然也参与其中,简单地帮助它们攺善其工作或者引入一些边缘或另类的方式以满足它们的需要也许是有意义的,但是,只有重新思考它们的目标和将精力都集中到实现这些新的目标上,学校才会对目前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建设性的贡献。

(樊美筠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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