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桂秋,周贤山 | 改革开放40年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变迁历程、 基本经验与提升路向

改革开放40年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变迁历程、基本经验与提升路向

李桂秋,法学博士,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党史党建部讲师

周贤山,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党史党建部副教授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5期

 

要:

改革开放40年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形成如下基本经验:农民的利益问题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建设的核心问题;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状况与国家在农村实施的政策休戚相关;农民权力规则与公平意识增强,并在公信力评价中占有更大权重;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联程度是公信力提升的重要影响因素;意识形态认同受多种因素影响,与农民生活水平并非呈正相关关系。推动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持续提升需要在宏观、中观、微观层面都有所作为,宏观层面需重建利益关联与扩大农村基层党组织自主权;中观层面应实现党组织功能转换与权力规范;微观层面要对群众进行价值引导与认同强化。

关键词:

改革开放;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权力规则;意识形态 

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是指农村基层党组织在行使权力、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获得农民群众信任的能力。在我国当前的社会阶层分布中,农民依然是规模最大的社会阶层,这一现实情况决定了农民在我国社会发展与稳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亨廷顿所言,“在农村得势的政党通常能取得对全国政府的控制,并创建一个有着高度政治稳定性的政权”[1]。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农村工作的领导核心,也是党联系农民的桥梁,其公信力的高低关系着党的执政基础的巩固和农村社会的稳定,因此,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建设尤为重要。考察改革开放40年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变迁过程,总结一般性规律,可以为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一、改革开放40年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变迁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党根据农村社会的现实情况推动了农村社会的改革发展,而每次改革对农村社会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状况在改革中几经变化,农民的思想观念也在悄然转变。受这些因素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呈现出了高低起伏的复杂变迁历程,可以大体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一)第一阶段: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短暂提升后下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新时期,结束了在农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极“左”路线。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和一系列改革的实施,使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得以提升。

      首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极大改善了农民生活状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农民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在劳动产品分配上采取了“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分配方式,维护了劳动者的经济利益,从根本上改变了人民公社时期集体经营、集体劳作、统一分配的经营管理方式,使农民得到解放,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农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发展也带动了农村经济水平的提升,农民温饱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农民收入随着联产承包制的实施而逐渐得到提高,农民人均总收入从1978年的151.79元增加到1980年的216.22元,两年增长42.4%,到1985年增加到574.31元,也就是说1985年比1980年又翻了一番半,比1978年翻了两番半还多,扣除物价因素,也翻了近两倍。至少大部分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2]

      其次,成立村民委员会,发展农村基层民主。1987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村民委员会成为农村治理主体。“农村治理主体将由过去单一的党政部门转变为党政部门与自治组织共同治理。村民自治为广大农民当家作主找到了组织依托”[3],农民被赋予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广大农民可以通过村民委员会直接参与农村社会事务管理,满足了农民参政要求,实现了民主权利。

      然而,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并没有因此而持续提升,到了80年代中后期,其公信力开始呈现出下降趋势,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国民收入分配向城市倾斜,农村改革没有了新内容和推动力。同时,乡镇机构人员臃肿,为满足不断增长的地方政府部门开支,不断加重农民负担,如农业税中派生出农业特产税,颁布了《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把“村提留”“乡统筹”也摊在农民头上。农民在农村改革中得到的利益又被逐渐收回,“农民负担”问题日益突出,甚至在1989-1991年出现了增产不增收的现象,1991年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出现了负增长。此外,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后,农民对党组织的依附减少,党组织的威信下降,而党员干部在向农民收税的过程中,因税费征缴产生了很多矛盾冲突,这些因素都对党组织的公信力造成了损害。

 

(二)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农村税费改革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严重下降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实施以后,由于农村财政体制不合理等原因导致农民负担加重,而收入却增长缓慢,致使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严重下降。

      第一,税费负担沉重,农民不堪其苦。农民的税费负担主要有三项:一是向国家缴纳的农业税;二是“三提五统”和“两工”;三是各种集资收费,包括摊派、集资、罚款等,其中有的是合法的,有的则是非法的乱收费。在这些税费当中,有的并没有统一标准,如三提五统和各种集资收费,这就给一些地方干部任意盘剥搜刮农民,乱集资、乱收费、乱摊派留下了空间。“据国家统计局在1995年对典型地区的调查数据显示,村提留、乡统筹的总额比80年代中期增加了10倍多。农民直接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集资摊派,1994~1997年的平均数是1993年的2倍以上,其中集资摊派更是达到了3.38倍,均高于同期农民纯收入的增长幅度。”[4]农民生活困苦,甚至许多农民借债生产生活。农业部2000年4月在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做的调查报告中写到:“沉重的农民负担,不仅影响到农业生产,而且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棋盘乡潘河村副书记柳景光说:‘全村195户农户有一半的家里出现亏空,靠举债生产、生活。’棋盘乡党委副书记阮仁德对我们讲:像潘河村这种情况在全乡普遍存在,农户靠借债生产、生活的,高的村达80%,低的也要占30%。”[5]这一时期,因负担过重而引发的农民自杀、群体上访等事件不断发生。

      第二,干群关系恶化,矛盾突出。一方面,乡村干部采用各种手段强制征税,如动民兵、用民警、牵猪扒粮等,与农民矛盾不断;另一方面,巧立名目搭车收费,任意加重农民负担。在税费征收过程中,乡镇为完成征税任务允许村干部额外加收税费或给予村干部一定奖励,甚至对村干部贪污、欺压群众行为视而不见,由此形成了学者所言的“乡村利益共同体”,从而进一步恶化了干群关系。更为严重的是,有些地方干群矛盾激化到以至于出现人命案的地步。从全国范围来看,从1995年起中办国办每年都向全国公开发布关于涉农负担恶性事件的情况通报,有时甚至一年发布两次。

      第三,市场经济的发展及传媒的日益发达,对农村社会的意识形态造成了冲击。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农民的社会流动性,农民对党组织的依附感减弱;另一方面传媒日益发达,各种思想渗入农村,对农村传统文化造成了冲击,“市场经济这一最为细密有力的现代性武器以最快的速度摧毁着农村传统的价值与观念。”[6]人们对金钱的热切追求淡化了人情往来,对个人利益的关注淡化了对集体的依恋和认同。

 

(三)第三阶段:2006年农村税费改革到党的十八大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并未得到预期的大幅提升

      2006年开始农业税全面取消,农村税费改革完成。随后,国家又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使农民在减轻负担的同时,收入也相应增加了。但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并没有因此而大幅提升,原因在于:

      首先,农村基层党组织无力亦无心回应农民的利益诉求。无力回应是因为,税改前农村基层政权通过征税等方式从农村汲取财政资源。而税改后,农村财政资源的来源渠道被切断,乡镇财政空壳化,村级组织亦是如此,其日常工作经费都要依赖于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没有了经费保障,如果也没有稳定的集体经济收入,则党组织无力回应农民的利益诉求,无法为农民提供服务。无心回应是因为,农业税费取消前,党员干部因收税而与农民接触频繁,并在收税过程中了解农民需求,且为完成收税任务而不得不为农民解决实际问题。但在税费改革后,党员干部与农民接触机会减少,农村基层组织经费主要依靠上级财政转移支付而不再依靠从农民手中收取的税费,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民之间的这种利益关联日益减少,正如周飞舟所概括的:基层政权从过去的汲取型演变为与农民关系更为松散的“悬浮型”[7],这种关系的改变也相应改变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行动逻辑,在压力型体制下,基层党组织把大量精力投在了迎合上级组织、完成各项考核指标上,而对农民的利益诉求则无心亦无动力去关注,由此加剧了农民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离心感。

      其次,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权力行使有失规范公正。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税费改革前的两项重要工作,一是税费征缴,一是计划生育。随着人们生育观念的变化,计划生育工作已不再需要花费太多精力,而税费改革又使党组织解除了税费征缴任务,由此,税改后农村基层党组织因未能实现功能转型而显得无所事事。一些党员干部在工作中任人唯亲、办事不公、有失公平等等,群众意见很大。此外,农村党员干部腐败现象比较严重,这一时期因征地拆迁、土地流转、环境污染以及矿产资源开发等原因引发的农村上访和群体性事件较多,对此学者提出了“内卷化”概念,用内卷化基层政权组织来形容农村基层政权的自利性、赢利性和掠夺性[8]。内卷化无疑更加剧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危机。

      再次,农民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价值认同感衰落。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土地收入已不再是农民唯一的收入来源,而是形成了收入来源多元化的局面。农民流动性增加,农村传统文化式微,血缘地缘关系淡漠,致使农民日益原子化,更加剧了农民对村集体的疏离感。“农民的价值认同正在经历从单一价值取向到多元价值取向、从集体本位到个体本位、从以政府主导为主到以市场主导为主的转变过程。”[9]而且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农民的利益需求呈现出多样化特征、需要的层次呈现出高标准化特点。面对农民日益增长的需求,农村基层党组织却不能有效回应,这必然会影响农民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积极评价,导致农民对其价值认同度不断降低。

 

(四)第四阶段: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迎来新一阶段的大幅提升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对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推动了农村的发展,农民受益颇多。反腐倡廉,正风肃纪,农村基层党组织作风得到改善,党组织软弱涣散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治理,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随之提升。

      十八大以来,党在农村社会进行了一些列改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为农民到城市定居,享受平等的就业权、教育权等社会权利奠定了基础;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使农民获得了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民待遇;农民土地权进一步完善,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实现了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为农民带来了实惠;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也将在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农民脱贫致富、改善农村环境等诸多方面为农民带来丰硕的利益。十八大后,按照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要求,农村基层党组织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开展多种形式、各具特色的活动以服务农民,为农民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满足了农民的多方面需求,这一系列措施,都不同程度增进了农民的利益,农村基层党组织因而得到了农民更多的支持和信任。

      与此同时,经由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基层党组织也得以有效治理。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习总书记强调:“对基层贪腐以及执法不公等问题,要认真纠正和严肃查处,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让群众更多感受到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果”[10]。为此,农村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从严整治党员干部的不正之风,查处违法违纪问题。“据统计,十八大以来,全国共处分乡科级及以下党员、干部114万多人,处分农村党员、干部55万多人。”[11]农村腐败问题得到了遏制,农村基层权力得到了进一步规范,党员干部的作风得到改善,党组织形象得到提升。党中央对基层党组织建设也非常重视,通过开展群众路线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坚定党员的理想信念,提升党性;通过创新完善基层党组织设置、调整选配贫困村党组织书记、选派机关优秀党员干部到农村基层党支部担任第一书记等方式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7.7万个软弱涣散村(社区)党组织中,已有97.1%的村和96.5%的社区得到不同程度的转化提升。”[12]农村基层党组织得到加强,有利于党组织在农村各项工作中更充分地发挥作用,赢得农民更广泛的认可。

      自十八大以来,经过多方面努力,农民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满意度、信任度显著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得到大幅提升。但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持续提升还需要在诸多方面继续作为,如农民的利益需求必须得到充分关注和持续满足;制度设计应当使农村基层权力得到有效规范和制约;党组织软弱涣散现象务必得到根本治理;农民的价值认同必须得到提升,等等。

 

二、改革开放40年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变迁的基本经验

回顾改革开放40年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变迁历程,总结公信力建设基本经验,有利于我们在历史的宏大视野中更加准确地把握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建设中的得与失,为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一)农民的利益问题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建设的核心问题

      利益是人们一切行为和活动的出发点。马克思曾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3],信任本身就暗含着利益,罗素·哈丁指出:“就某一事情而言,说我信任你,意味着关于这一事情我有理由期望你为了我的利益行事,因为你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这些理由以我的利益为基础。换言之,说我信任你意味着我有理由期望你因为你自己的原因,在相关事情上作为我的代理人行事。你的利益暗含着我的利益。”[14]在政治实践中,人民信任执政党,原因就在于执政党能够表达和满足人民的利益要求。因此,人民的利益问题是党的公信力建设的核心问题。在农村基层,农民的利益问题就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建设的核心问题。纵观改革开放40年各个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状况,凡是维护、满足、增进农民利益的时期,就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较高的时期;凡是忽视、损害农民利益的时期,就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较低的时期。因此,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必须把解决农民利益问题放在首位。

 

(二)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状况与国家在农村实施的政策休戚相关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农村实施的政策,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税费改革等都对当时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影响颇深。可以说,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建设与国家在农村实施的政策密切相关。政策正确、深入人心,农村基层党组织在贯彻执行过程中就会得到农民的支持和信任;政策不得人心,有损农民利益,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执行过程中就会遇到很大阻力甚至遭到农民的抵抗,农民会把对政策的不满转嫁到实施主体农村基层党组织身上,产生怨恨情绪和不信任心理,导致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下降。所以,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提升,不仅需要加强自身建设,还需要有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政策支持。只有总的方针政策正确,才能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农民权力规则与公平意识增强,并在公信力评价中占有更大权重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通常对物质利益得失看得很重,并往往将其作为评价党组织的主要依据,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的权力规则与公平意识逐渐增强。农民希望在村务上更多体现民主,希望党组织在行使权力过程中能够遵守规则,按章办事,而对于权力任性、权力腐败行为深恶痛绝。富裕起来的农民也更加关注公平,一旦遭遇村干部的不公平对待,他们就会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和不信任心理,就像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那么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被人轻视。”[15]农民权力规则与公平意识正是新时期农民思想观念变化的深刻反映。

 

(四)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民之间利益关联程度是公信力的重要影响因素

      党组织与农民之间利益关联程度高,并不一定会带来公信力的提升,但是党组织与农民之间利益关联程度低却一定会对公信力产生消极影响,因为两个利益不相关或关联度低的主体会有各行其是的倾向。实践证明,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民之间利益关联程度高有利于树立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权威,能够促进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民之间的交流互动,能够增强农民对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信任的利益认同基础。对于农民而言也会因个体利益的实现与党组织密切相关而增强对党组织的依赖感,二者最终会在相互接触中构建起更多信任的支点。

 

(五)意识形态认同受多种因素影响,与农民生活水平并非呈正相关关系

      意识形态属于心理层面的内容,在心理层面激发起主体对现实积极向上的思想认同,往往具有强大的力量。不论是利益认同还是权力认同,最终都要转化为心理层面的认同才更为稳定,并且只有主体最终在心理上达到对党组织的信任,党组织的公信力才能形成。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发展历程来看,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非一定带来农民意识形态认同的提高,农民意识形态认同的形成机制较为复杂,受多种因素影响,如权力运用规范公正程度、村干部作风、农村传统文化以及社会其他思想等,并且农民意识形态认同日益理性化,这都给当前提升农民意识形态认同增加了难度。

 

三、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提升路向

从改革开放40年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变迁历程来看,作为基层党组织,其公信力高低纵然与自身建设密切相关,但与宏观层面的国家政策也是分不开的,更与微观层面的农民群众的感受与认同不可分割。如果把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中观层面,那么,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必须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都有所作为。

 

(一)宏观层面:重建利益关联与扩大农村基层党组织自主权

      利益关联的重建,需要有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这个权威(指地方权威)必须有能力促使一个地方性的利益共同体形成——它内部的各方利益必须被相关化,即分散的利益被政治地或经济地组织化为一体。必须有一系列规则保持共同体的内聚,避免它的分散——只有在这种时候,地方权威才可以在强制之外获得社会服从的力量。”[16]税费改革后,因税费征缴关系而维系的利益关联已不复存在。在后税费时代,重建利益关联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通过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来建立利益关联。税改后,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向农村提供了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其转移支付有两种渠道:一是直补到户,如粮食补贴、良种补贴等;二是转移到各相关部门,由各部门掌握并用于特定农村公共事业建设和公共物品提供。这种转移方式,既不能有效对接农民需求,又无益于树立党组织权威,更不利于建立农民与党组织之间的利益关联,因此建议将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直接转到村集体,然后通过制度化方式规定由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如何使用这笔资金。而农村基层党组织有领导本地区工作和社会治理的责任,可以监督资金的使用情况,这样就在党组织与农民之间建立起一道利益关联。另一方面,通过优化基层权力的授权来源来建立利益关联。在农村党员干部的选举中广泛运用如“两推一选”、“公推公选”或直接选举等方式,让农民在党员干部的选举中有一定的话语权。通过优化基层权力的授权来源来建立基层权力与授权人即农民之间的利益关联。

      扩大农村基层党组织自主权也需要有顶层设计的支持。在压力型体制下,农村基层党组织承担了过多的行政任务,成为了上级政府的“代理人”。在调研中,有的党员干部反映,平时承担的上级下达的行政任务太多,每年年底最后两个月基本都是在做各种台账,而平时真正忙于村务的时间则较少。这种情况在农村较为普遍,对此,一方面应全面理顺县乡村三级组织的工作职责,根据各地实际制定县乡村三级组织的责任清单,以划定各自责任范围,让基层组织有更多自主权;另一方面,优化基层党组织的考核指标体系,加大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乡村治理等方面工作在考核指标体系中的权重,以考核确立党组织的工作方向。让农村基层党组织能够把更多精力用在服务农民、推动农村稳定与发展上,以此争取群众更大程度的信任。

 

(二)中观层面:党组织功能转换与权力规范

      改革开放前的人民公社时期,党组织在农村管理一切、掌控一切,所用手段通常是行政命令、强制等,而实践证明这一套思路和方法已经偏离政党功能,但基层组织工作却长期受此思维影响。政党是连接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的桥梁,是民众参与政治的工具,其最基本的功能是表达功能和沟通功能。政党不能与公共权力部门融为一体,即党政合一,党政不分,导致政党行政化,如此政党的行动逻辑与本质功能将会发生改变。“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当作权力单位来运作,将基层党组织的优势建立在权力之上(资源控制和价值的权威分配)是靠不住的,基层党组织真正的优势表现在群众拥护上,最根本之点在于保持先进性和增强代表性。”[17]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税费改革的完成,农村基层党组织应根据新形势新任务实现功能转换,主要应发挥利益表达与整合、服务与凝聚群众、促进农村社会发展与稳定等功能。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提出了基层党组织 “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农村基层党组织应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导下,结合现实,充分发挥好自身功能,由此才能凝聚人心,获取信任。

      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层面,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有效规范基层权力,保证权力行使规范公正。一要强化农村党员干部的法律意识和规矩意识。严格落实“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等相关制度,让农村党员干部树立组织意识、规矩意识。要加强对农村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和培训,组织农村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以增强其宗旨意识、纪律意识、法律意识以及廉洁从政意识。二要建立农村党员干部权力和责任清单制度。明确农村党员干部权力清单,划定权力边界,尤其是对涉及宅基地审批、农地征用、项目招投标、集体资产处置、贫困户认定、补助审批等重大事务的权力,更要予以明确。同时明确责任清单,强化问责,加大对权力滥用行为的问责惩处力度,以此来规范农村党员干部的权力,遏制权力滥用和腐败行为[18]。三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上级纪检部门要切实履行监督职责,严格执行村干部离任审计制度。有效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作用,合理设置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让村务监督委员会能够独立于两委并有效监督两委工作,使民主监督能够真正发挥作用。要把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结合起来,以发挥对权力监督的合力。

 

(三)微观层面:群众的价值引导与认同强化

      价值观对人的行为和实践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对农民的价值观进行积极引导,让农民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追求,有利于增进农民与农村基层党组织之间的理解和信任。农民价值观念的形成与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不可分割。农村社会已然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农民的价值观念深受整个社会价值导向的影响,所以农民价值观念的形成与转变不仅仅是农村的事情,更需要良好社会氛围的熏陶。应该在全社会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想,在乡村社会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思想文化氛围,从而为农民价值观念形成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另外,还要引导农民理性看待利益。“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农村旧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观念正在解体,新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观念还没有建立起来。农民之间的关系很快便暴露在赤裸裸的经济利益的理性算计之中。”[19]理性算计的农民会用经济利益去考量各种关系,而过分关注经济利益不利于在社会中达成价值共识,所以要引导农民理性看待经济利益,形成合理的利益追求。

      要在价值引导的基础上强化价值认同。价值认同虽然是精神层面的问题,但需要在实践中形成与强化。一方面要引导农民广泛参与农村社会事务,在共同参与中强化价值认同。农民广泛参与农村事务,可以在共同参与中认识到村集体的利益与每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体会到共同维护公共利益的重要性,进而形成集体意识和集体责任感。因此,要为农民参与农村事务开辟广泛途径,提供便利条件,积极鼓励农民参与其中,实现凡是村中的事务都要有村民的广泛参与,凡是村民的意见和建议都要体现在村中事务的决策中。另一方面,组织农民开展丰富多彩的公共文化活动,在共同的文化活动中强化价值认同。农村公共文化活动是培育农民价值认同的有效载体,根植于当地的乡土文化,组织农民开展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符合农民需求的形式多样的文化娱乐项目,让农民参与其中,不仅能将农民的主动性调动起来为农村社会增添活力,而且能使农民在文化活动中感受到集体活动的乐趣和集体的力量,在潜移默化中凝聚起价值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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