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中 | 生命历程视角下农民工的创业型社会融入

生命历程视角下农民工的创业型社会融入

孙文中,社会学博士,集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6期

摘要:城市创业是农民工实现“人的城镇化”的重要路径,也是农民工改变城市生活命运的阶梯。采用生活史研究法分析农民工城市创业轨迹和创业影响因素发现,农民工创业是一个随着其生命历程逐渐展开的社会融入过程,历经进城务工→初尝创业→逐渐稳定→发展转型四个阶段,其城市创业轨迹嵌入于特定的时空结构,受到年龄效应、家庭生命周期和生活转变时机的影响。在生命历程的积累效应下,创业的不同结果造成农民工的分化,不仅影响其自身的城市融入,还影响着他们对子女出路的安排。农民工的创业型社会融入具有代际传承和代际转换并存的特点,因此应该将农民工的城市创业和返乡创业有机结合,统筹推进农民工实现有序市民化,并引导其合理的逆城市化流动。

关键词:生命历程;农民工;城市创业;社会融入;市民化

 农民工创业问题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农民工创业是指除了自己之外,至少雇佣一人以上在城市非农产业部门工作的所有就业形式[1]。农民工的创业模式主要包括复制型创业或模仿型创业、灵活性创业、聚集性创业等,在创业项目上多偏向于低技术含量类型,而非创新技术型,因而常处于市场生物链的最低端[2]。城市创业既是农民工“人的城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他们在城市改变自身命运的重要途径。在1985年的《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中明确规定,“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提供各种劳务”等[3],这激起了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经商的浪潮。在这一过程中,部分农民工在积累多年务工经验和资金的基础上,通过创业以实现在务工城市的社会融入,在这个意义上,农民工城市创业的内在动机在于提升社会地位、追求自身发展和为子女未来铺就道路。城市创业可以提升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及心理认同[4]。他们在城市创业过程中经历了包括工作转换、结婚、生养子女等生命事件,对这些生命事件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农民工的城市创业行为,把握农民工创业型社会融入的本质问题。因此,从生命历程视角,剖析农民工的城市创业轨迹及其影响因素,揭示其城市创业与社会融入的关系,探讨国家如何通过政策调整引导农民工城市创业或分流,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一)农民工的城市创业

      国内农民工的城市创业研究聚焦于以下方面:一是对农民工创业动机的分析。如有研究指出,农民工城市创业的内在动机,在于他们对自身处境的重视和对子女未来的考虑[5]。二是基于社会网络与结构视角对创业过程与绩效进行研究。社会网络与产业网络的双重嵌入,有助于农民工获取所需的创业资源[6]。农民工城市创业主要依靠亲戚朋友老乡等社会网络强关系[7],以血缘、亲缘关系为主体的师徒制有助于技能的习得和扩散,地缘关系形成了一种非正式的劳动力“供应-培训”格局,形塑了“复制-自我繁殖”的再生产体系。创业活动沿着血缘、亲缘、地缘等社会网络关系原子式扩散[8]。三是从能力结构角度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行为。农民工创业受其学习创新能力、资源运营能力、实践活动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等因素的影响[9]。其四,从城市适应角度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行为[4]。

      上述研究可以有效揭示农民工城市创业的诸多影响因素,如创业动机、社会网络、能力结构及社会适应状况等,然而这些研究忽略了对农民工生命历程影响其创业轨迹的系统分析。农民工的城市创业嵌入于社会宏观结构和家庭生命轨迹中,因此,从纵贯的角度剖析农民工的城市创业是如何受到社会变迁和生命事件的影响,他们又是如何通过自身的选择和行动来构建他们的创业历程,有助于把握农民工的创业型传承与转换的机制,揭示农民工创业的发展趋势和最终归属。

 

(二)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及其生命轨迹

      在现代化叙事的逻辑中,农民工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流动被视为必然。其中,部分农民工为能在城市长久扎根,转变身份成为市民而长期努力。但是,现实情况是大多数农民工处于“半城市化”状态[10][11][12]。在城市融入过程中,他们经历的结婚生子、子女教育和赡养父母等重大生活事件和承担的家庭角色,影响他们定居城市和返乡的选择。农民工以家庭整体利益和幸福为目标的“打工-返乡”生命历程[13],经历了外出务工、乡-城流动、城-城流动到选择归宿的生命轨迹[14][15]。为了提升城市融入能力,一些农民工将创业作为家庭生计方式和城市融入的新选择。随着生命历程的演进,在城市创业的农民工,他们是像其他农民工一样“叶落归根”呢?还是会把“事业”移交给其子女,自己留在城市养老?事实上,农民工的创业行为是循其生命历程而展开的一个动态的、变化的过程,因此,有必要将农民工城市创业与个体的生命历程联系起来进行剖析。农民工的创业是被社会环境和关键生命事件所塑造的过程,同时也是自身城市融入的主动适应过程。

二、生命历程理论与生活史研究法

埃尔德归纳了生命历程研究范式中的核心原理:一是历史中的时间和空间原理,二是生活中的时机原理,三是相互关联的生活原理,四是个人主体性原理[16]。生命历程是指在人的一生中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出现的、受到文化和社会变迁影响的年龄级角色和生命事件序列。包蕾萍针对生命历程的年龄效应和生命事件序列,从时间观的视角,提出轨迹、转变和延续等时间概念[17],为用生命历程解释个体层面的行为、过程及其原因提供了基础。生命历程由“持续”和“转变”相互衔接而成,最终生产出一种嵌入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的轨迹。轨迹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制约,能动的个体、相互联系的角色、特定的时空以及转折点的时机,都显现出独特的影响作用[18]。生命历程范式将个体生命历程置于由多个生命事件构成一个序列中,关注个人生活史(事件史)、时机选择、社会时空性及其构成生命事件的先后顺序。国内最早开启生命历程研究范式的是李强等人,他们重点对个体生命事件和生命轨迹的社会形式做出解释,并且强调考察影响这些事件和轨迹的社会进程[19]。之后,生命历程范式以纵贯的历史变迁视角剖析个人命运,将个体或群体置于一定的历史社会事件中,分析历史社会事件对个体命运的影响。个体生命轨迹是一个连续的、动态的变化过程,时空的形塑只有借助于个体的选择才能渗透到生命历程的流变之中。生命历程范式已经被应用于农民工的社会融入[14][15][20]与返乡适应问题研究[13][21]。基于此,本文运用生命历程范式,剖析农民工的创业型社会融入是如何受到社会变迁和生命事件影响的,创业农民工是如何通过自身的选择和行动来构建他们的社会发展轨迹的。

      生活史研究法对于生命历程范式的研究具有较好的解释力。生活史被定义为一种着力于再现个体一生或者某一阶段生活经历以及这种生活经历所反映出来的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个人、组织以及社会主题的研究方法[22]。生活史研究法通过个体生活的再现可以加深对生活经历价值的理解以及对与此相关的更宏大的社会主题的解读。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生活史是个体行动者的实践过程,同时也是社会历史力量对个体生命历程的规制,农民工对自身务工经历的回忆,是建立在一定价值观下的主体建构。因此,本文将农民工的生命历程与城市创业勾连在一起,从农民工主体角度剖析其生命历程轨迹,关注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生命事件的先后顺序,并将其置于相互关联的时空脉络中,以获得对农民工城市创业行为的有效理解。

三、农民工创业型社会融入的轨迹

本文对厦门市集美区30位农民工进行深度访谈,根据农民工创业涉及的行业,从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10位,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况见表1。笔者根据被访者的回忆收集他们的生命历程故事,主要由务工目的、职业转换、结婚生子、创业经历和城市归属等内容构成。随着城市生活的延续,一部分农民工通过创业提升其城市融入的基础,其创业历程大致经历进城务工→初尝创业→稳定创业→发展转型四个阶段。

(一)进城务工:寻求生计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期,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使得农村大量劳动力得以释放且流入城市,工业化与城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为农民工城市活动提供了更大的自由活动空间以及更多的流动性机会和资源,于是他们进入城市寻求生存和发展机会,开启了其城市融入的生活史。为了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农民工群体中的少部分人站稳脚跟以后开始尝试创业。

      “1993年,没考上高中,就出来打工了。最初到集美,投靠我哥,他在这边理发店打工。过了两三个月我进入航海学院餐厅做小工,主要做洗碗、扫地等活计”(对HPY的访谈)

     “1995年我来厦门投靠我哥,后来进入TDK餐厅。那时候出去打工还要人家带你,在外面没亲没故的话,你去哪里找工作。人家看面子还要你跟人家有亲戚关系,看得起你,才要带你出去一下”。(对XYG的访谈)

      “我们2008年来厦门,在服装厂上班。当时工资较低,为了养家糊口也得先工作。来服装厂只是一个跳板,有机会就会出来自己做。”(对ZJ的访谈)

      “我还没出去打工,一个小弟告诉我某某在外面混的很好。1997年,我看到电视里面深圳的高楼大厦,我就想去深圳了。”(对XJB的访谈)

      农民工进入城市的方式,主要包括在企业务工、通过包工头带领进入城市的建筑队与装修队、在城市中自我雇用或成为雇主、在城市服务业、家政业打零工等[23]。在城市找到就业就会,是他们在城市站稳脚跟的关键,也是他们学习技能、积累创业资本和经验的基础。

 

(二)初尝创业:选择恰当时机

      行为是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宏观社会事件和政府政策的出台等因素对个人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不容忽视。1984年开始,国家允许农民进城经商,同时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形成巨大的拉力。之后,城市就业岗位严重不足,农民工有增无减给城市造成极大的治理难题,1990年国家通过计划手段严格要求限制盲目流动并采取阻止农民进城务工的就业政策。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允许私营经济存在与发展,限制农村人口流动的制度开始松动。2002年以后,城市房地产市场化和收容遣送制度的取缔,为农民工务工经商提供了可能性的时空环境。

      “2003年非典,刚好捡到了一个人家倒闭的饭店。当时非典没生意,他们关了半年,非典快要结束的时候,我给他们接过来。当时花了三万块钱,自己只有一万,又借了两万。” (对XYG的访谈)

      “进入这个行业,也是一步步去做的,从最开始洗碗(半年),到切菜(1年),到掌勺(2年),到保管(2年),到采购兼掌勺(4-5年),直到2004年接手财经学院餐厅,成为餐厅经理。”(对HPY的访谈)

      “2005年以后厦门的经济发展较快,大家都有钱,有钱就开始追求漂亮,我趁这个时候开了美发店。”(对XJB的访谈)

      “我2009年开始做快递,当时大家都觉得这是个很低的职业,学校也没有别人做快递,就我一家在做。快递到2014年才真正火起来,物流量也比较大,是因为出现了‘双11’这样的商业活动。”(对YY的访谈)

      城市创业行为是农民工在务工过程中经验、资金、技能获取和积累的结果,是与农民工个体的生命历程及其发展的轨迹相联系的。其中影响他们创业的最根本因素是机会结构,农民工通过自身的选择和行动,寻找机会达成创业目标。2003年非典的到来导致外来人口回流,使厦门的餐饮业受到冲击,XYG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创业。HPY在J大学实质合并后整顿餐饮业之际开始承包财经学院餐厅。YY捕捉了创业机会,在高校快递行业刚刚兴起的时候选择创业,成功地占领了闽南地区的快递业市场,实现了创业型融入的目标。

 

(三)逐渐稳定:承担家庭角色

      农民工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会考虑不同的问题。初入城市时,他们大多没有结婚,所以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挣钱,在打工的过程中完成了结婚生子,承担的家庭角色也发生了变化。随着在城市时间的延长,适应了务工地的社会环境,他们慢慢地从原先仅仅赚够钱回乡的计划转变为在城市长期定居的计划,通过与家庭成员的“相互关联”来推进自己的生命历程。他们希望能够较长期地从事某项事业,给予家庭成员稳定的收入来源与保障,因此创业行为也更趋向于稳定。此外,家庭角色关联要求女性承担更多的家庭义务,尤其是在照顾老人、孩子与家务上,因此,女性在面临创业时做出的抉择与男性有所不同,更多会选择回归家庭。

      “1998年结婚,两个孩子都是在这边出生,也一直在这边读书。从2003年到2007年,房子车子都买了。2012年我把老婆、女儿(初三)和儿子(初一)的户口落在厦门。”(对XYG的访谈)

      “在西海夜市开了一家服装店,一年后因为怀二胎就没再开了。我们更多考虑家庭,男性能够放手去干,我们想要照顾孩子,陪伴孩子更多一些。”(对CYY的访谈)

      “起初我在服装厂上班。2004年生了孩子就在家带孩子。2006年又来集美北区一家服装厂上班。2010年把孩子接到厦门读书,仅靠打工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开销。2011年我们就开了这家店。”(对ZJ的访谈)

      创业农民工受制于“生命存在于相互依赖之中”的原则,其创业与家人、家庭责任紧密相连,事业(职业)发展受到传统观念和社会时间的影响。因此,农民工的生命历程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和家庭所处的结构性位置共同构筑的。

 

(四)发展转型:不确定的未来

      从进城务工,到初尝创业,再到逐渐稳定、继续发展与转型,农民工的整个创业轨迹与其所处不同人生阶段的角色和任务相互关联。随着结婚生子、抚育子女、赡养老人、子女升学等事件的到来,农民工需要考虑的现实性因素越来越多,他们的行为选择愈发需要与家庭责任紧密相连。当谈到未来的发展与转型问题时,部分受访者表示暂时还没有具体的规划与方向。

      “未来倒是没想好,我现在就是想把房贷还了。准备把两个小孩培养一下,就挺满意的了。去年我从老家把侄子接来,给我帮忙,也带着他做烧烤。”(对XYG的访谈)

      “现在我倒是有想过转行,他现在读书需要人照顾,等到他真正自立不用我操心的时候,我应该会去转行。”(对HPY的访谈)

      “当初我就想把孩子接过来,想着给他好的学习环境,让他在这边学的更好一些。……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实在不行就把店交给孩子打理。”(对ZJ的访谈)

      “家里父母上了年纪,身体越来越差,需要有人照顾。我们也可能过几年回去发展,可以方便照顾老人。”(对YJD的访谈)

      农民工的创业是一条从农村到城市的社会融入的发展轨迹,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根据社会时空环境和家庭责任,不断积累资金、提升技术和能力,建立和扩展各类社会资本,呈现了从站稳脚跟、选择创业、逐渐稳定到发展转型的生命轨迹。换言之,农民工根据其生命时机、相互依存的家庭角色和主体能动性构建他们的创业历程,实现向上社会流动,最终融入城市社会。

 

四、农民工创业型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传承与转变

农民工的城市创业轨迹可分为进城务工→初尝创业→稳定创业→发展转型四个阶段,这种轨迹与农民工生命历程的演进具有一致性。与城市创业相比,务工是短期的、持续性较低的一种生存方式,主要靠体力劳动,却难以挣大钱。这种融入方式能够帮助农民工解决生计问题,从而在城市站稳脚跟。而创业则不同,创业是一种经营活动,能够帮助农民工挣大钱实现“老板梦”。创业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多挣钱”,更在于未来发展更有前景,创业农民工的经济满意度、生活适应度均高于进城打工者,生活水平甚至可以超过城市居民[3],且具有较高的持续性,能够改变他们长期“候鸟”型的流动方式,使他们更顺利地融入城市。

 

(一)农民工创业型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

      农民工的城市创业轨迹嵌入于特定的时空结构,受到年龄效应、家庭生命周期和生活转变时机的影响,而且生命存在于相互依赖之中,社会-历史的影响经由这一共享的关系网络表现出来。个体能够通过自身的选择和行动,利用机会,克服历史与社会环境的制约,从而建构他们自身的生命历程。

      1.时空结构的形塑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形成了强大的推力,同时城市经济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提供了强大的拉力。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指出,要“进一步扩大城乡经济交往”,要“在各级政府统一管理下,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提供各种劳务”[3]。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推动了我国经济体制加速向市场经济转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正式全面铺开。2003年以来的社会政策调整,如取缔“收容遣送制度”、规范农民工工资发放、社会保障向农民工开放、重视农民工子女教育等,均有助于农民工实现城市融合。另一方面,以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为代表的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蓬勃发展,由于本地劳动力不足,对农民工的需求也不断增加[24]。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针对农民工的政策也不断变化,经历了从严控到松动(1978-1988年)、从紧缩阻遏流动到规范引导农民工有序流动(1978-2002年),从城乡统筹走向共享发展的“公平流动”(2003至今)的三个阶段[25]。埃尔德指出,个体的生命历程被历史时间和所经历的社会背景所塑造。由于不同时间段上的历史事件与共同成长经历的不同,也由于各个生活阶段的相互关联的活动、资源和义务的不同,每一代人都是独特的[16](P426)。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在进城务工之前,一般经历了物质匮乏的生活。农村生活的艰辛形塑了他们“吃苦”的习性,进入城市时,他们能够习惯于“苦累差”的职业生活。他们在家庭贫困时离开家乡,进城务工成了他们生活模式以及生命历程的重要转折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又为农民工提供了机会,最终他们捕捉到发展时机,成功创业。厦门作为经济特区,对外来农民工的吸纳程度也是逐步提升的。起初,经济特区仅限于思明区,后来扩展到湖里区,2000年以后,厦门市调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实现岛内外一体化发展,这给来厦务工经商的农民工提供了创业机遇。

      2.年龄效应的影响

      年龄是理解生命历程理论的关键与核心。一种以年龄层级的概念来对一生中社会角色和事件进行组织的方式,代表的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期望。农民工的生命历程被视作一个由时间所延续的跨度,表现为生命时间、社会时间和历史时间三个维度[17]。生命时间就是实际年龄,就是农民工个体所处的生命周期的阶段。社会时间是指扮演特定角色的恰当时间,对农民工而言,乃是个体离家、结婚和生育的恰当年龄。历史时间指出生年份,代表个体在历史中所处的位置,这样农民工的“人生”就可以被视作是以“年”为单位而流逝的时间过程。“个体”这个社会角色所背负的不同的权利、义务范畴会归类给不同的身份,然后在时序化的基础上,将这些身份根据特定的扮演顺序安排在生命历程的各个区位中[26]。在个体的年龄效应中,18周岁之前属于未成年,称为被抚育的年龄,承担“孩子”角色。18~25岁属于单身期,个体生活在父母组建的家庭中,逐渐从经济和生活的独立中建立自我。25~35岁属于形成家庭期,个体的发展任务是成家立业。30~55岁为家庭成长期,主要任务为挣钱养家、抚育子女和赡养上一代。50~65岁属于家庭成熟期,子女完全独立,主要任务为退出职业生涯并开始考虑自身养老问题。60~90岁属于家庭衰老期,主要任务为安度晚年。对于农民工而言,18岁之前,“读书升学”是他们公共的生命历程;18至25岁,是他们“出来混”的年龄;20岁至50岁,是他们奋斗创业的年龄;50至60岁为自身储蓄养老的年龄;60岁以后为安度晚年享受天伦之乐的年龄。

      “对于我而言,20岁以前是很苦的。从七八岁起就开始在干农活,我一直干到十八九岁,干了十几年了,这种吃苦耐劳的习惯就养成了。20岁到50岁我在奋斗在创业,50岁以后赚到钱了(养老),我们就享受。如果命长有个二三十年,命短的话也有个十几年。像我们这一代人,碰到改革开放,才会有很多机会,不然还得在老家待着。”(对XYG的访谈)”

      因而处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民工,能够通过自身的年龄期望值、年龄规范与对应于年龄地位的认知,将个人与社会联系在一起,生命历程得以制度化。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农民工加入务工或创业的序列,安置他们生命历程的身份与权利、义务。这种对应着制度化的且因此是标准化的生命历程构成的个人生平,称之为“常态生平”。常态生平意指人们会根据生命历程制度构筑出符合社会期待的个人生平[27]。

      3.家庭生命周期的演进

      对家庭尤其是子女的重视也是农民工创业的动力之一。为了孩子以后的发展成为很多农民工留在城市的根本原因,也是导致他们做出创业决定的重要推动力[5]。通过与家庭成员“相互关联”的命运,行为选择和关键生命事件被联系在一起。为人父母的角色将农民工锁定在一系列的社会期望中,转而更多考虑子女未来的生活和教育问题,所以家庭和个人未来的人生安排相关联。已经承担起家庭责任的农民工,希望在城市里为子女创造更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遂将创业作为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以自己的辛苦劳作换取孩子充满光明但不确定的未来。

      “我们没文化过来了没吃什么亏,比我没文化的人多得是。他(孩子)这个年代不同,只要我们有这个条件让他去读。如果我们没钱的话,我们可能也不会让他去读,让他早点学个技术,出去赚钱养家。但我们现在有这个条件,让他多读一点书是不是?他在学校里多读几年,总有一点收获,出来找个工作也可能说起来比较有材料,脑子里面比较有东西是吧。” (对XJB的访谈)

      家庭不仅是创业农民工情感的寄托、奋斗的动力,更承担着重要的经济功能。在多年的打工经验中农民工积累了一定的技能和资本,同时也认识到城乡之间生活、教育的差距,为了后代能够在城市生活有个落脚之地,他们就选择用创业行为来增加财富,进而推动整个家庭实现城市融入。农民工随着生命周期的演进,承担的家庭责任也发生变化,这时其生活预期和目标也随之改变,因此,家庭生命周期影响着他们的创业行为。

      4.生活转变时机的到来

      个体能够通过自身的选择和行动来克服历史与社会环境的制约从而构建他们自身的生命历程[16](P432)。能够发现机会并把握机会的人创业就能占得先机。选择在城市创业的农民工不是被动的行动者,而是有着强烈能动意识的主体。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有利于创业农民工去寻找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起初我家里穷,我妈生我姐的时候,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当时出来打工,就想着赚点钱,回家盖房子娶媳妇。2000年我在厦门结婚了,媳妇是莆田的。当时她一个姑父在岛上养鲍鱼。结婚后,我们存了两万块钱,就投资(养鲍鱼),到期分红。有了孩子,家庭开销增多,你得想办法赚钱养家。我们想,既然一直生活、工作也在这边,总要有个地方住吧,就要在这边买房子。2004年财院第七餐厅承包期满,学校收回来了。之后,后勤集团就叫我到财院这边来承包,之后就一直这样做下来了。” (对HPY的访谈)

      对于成功的创业者来说,具有一定的能力,包括敏感的商机、领导他人的魄力和适应市场的灵活性等,是他们顺利创业的内在因素。城市工作生活的机会比农村要多得多,城市的社会文化环境也更有利于他们获得成就。在机会有限的情况下,农民工通过自身的努力并且在恰当时间充分发挥主体性,获得成功机会,并持之以恒地为之努力奋斗,从而构建他们的创业历程。他们必须经历过一段时间的迷茫和纠结,并尽量向社会和家庭所规定的生活道路靠近,在迎合家庭的期待和命运的规制过程中获得人生归宿[13]。创业被很多农民工作为满足尊重需求的重要手段。农民工所说的“出人头地”,并非要取得多大的成就,而本质上是争取一种社会认同,从而获得一种城市社会认可的资格和身份。对于农民工而言,创业可以帮助他们更有效地达成这一目标。

 

(二)农民工创业型社会融入的传承

      农民工创业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复制型创业。如HPY承包餐厅,先是做学徒,积累技术、经验与资本,学成之后自己单干,实现了从务工到创业的转变。复制型创业对社会网络的依赖性较强。农民工创业初期,利用在城市有地位的老乡,通过老乡介绍业务,由此形成自己的社会网络,增添创业成功的筹码。农民工主要是依靠血缘、地缘关系形成的原生型社会网络,利用该网络获取创业信息,融通创业资金。另一种是跃迁型创业,即经过专业培训之后再进行创业。如XJB先进入美容美发学校学习,之后创办理发店,实现老板梦。从事跃迁型创业的农民工会降低对原生网络的依赖,转而通过重构网络或自筹的方法获得资金,创业者会更多选择“正式组织”作为主要的资金和技能来源[28]。两种创业有着不同的社会融入效果,前者在技术、经验和资本的基础上,更易于成功。后者虽经过专业知识的培训,但缺少经验积累,如果没有原生社会网络支持,创业风险较大。根据生命历程的积累效应,城市创业的成功或失败,会导致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分化。城市创业轨迹表明,在城市站稳脚跟且能够创业成功、逐渐稳定的农民工,积累了较多的工作技能、经济资本和社会网络,在经济系统和社会生活方面,逐步实现了与城市社会一体化,能够更好地融入城市。反之,创业失败农民工则可能落入从“老板”到“务工”的转变之中,继续过着“半城市化”的生活。当前,我国农民工日渐分化为“资本型”、“技能型”、“雇工型”和“流动型”四大层级[29]。创业成功的农民工,积累较多的经济资本并有着向上流动并融入城市的比较优势,能够率先实现安居乐业的城市梦。具有专业技能的农民工,能够到大型企业中正规就业,成为技术管理人才,更易纳入城市社会福利体系,具有社会融入的比较优势。进入生产制造型企业正规就业的蓝领农民工收入水平较低,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属于城市社会的弱势阶层。流动型农民工收入不稳定、居住在城中村社区,面临着生计困难与社会排斥,成为边缘化的底层贫弱群体。

      农民工创业成功或失败,不仅影响着他们进一步的社会融入效果,而且还影响他们对子女出路的安排。创业成功的农民工为其子女积累事业和财富,为子女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保障。累积是人生经历的成长性积累过程,是生命历程资本遭遇生命历程风险的结果,是社会结构与个人能动性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

      “我先让他们读个书,以后如果创业的话,我们帮助一下。我们以前都是苦过来的,父母都没有帮我们。我们以后给他们推一下,拉他们一把,让他们以后更顺利一些。”(对XYG的访谈)”

      农民工子女的创业成功建基在父辈积累的资源基础之上,因此农民工的城市创业具有代际传承性。薛根福等分析发现农民工的务工型职业选择主要受个人素质的影响,而创业型职业选择则更需要得到家庭禀赋的支持[30]。城市创业的成功为农民工长期定居城市奠定了基础,而且他们也实现了从最初的生存型创业向发展型创业的转变[31]。农民工创业的代际传承性是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的:其一,新一代农民工从父辈的创业轨迹中形塑强烈的创业意识;其二,农民工创业成功者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能够吸纳新一代加入到创业队伍中来;其三,通过为子代提供资金、技术和网络的“扶上马送一程”,促进创业性社会融入。农民工的创业行为具有子承父业的传统和习俗。

 

(三)农民工创业性社会融入的代际转变

      农民工的城市创业行为所依靠的关系网络具有动态扩展的特性,并且在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之间形成了互构关系[32]。农民工在城市经营的是“微型企业”,而他们自己是“企业家”和“创业者”,其经营活动中包括了普通农民工较少涉及的市场开拓与资金融通。在社会融入方面,他们并不是简单的“打工者”,其经营活动和日常生活要比农民工复杂得多,可以说,城市创业是农民工中的精英实现向上流动的一种表现。在特定的时空结构和市场条件下,农民工通过创业实现“老板梦”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首先从农民工的主体性而言,外出务工的过程也是不断重塑和改变自己的过程。另一方面,从市场机会的角度看,市场作为新的资源整合方式,为社会流动开辟了新的渠道和机遇,同时也有利于激发个人努力的动力[33]。农民工自身也在经历转型,农民工自身能力的提升、资源的积累以及对于财富追求愿望的日益强烈,为其创业做好了准备。

      农民工的创业成功,可以提升他们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和归属感。但是晚年生命历程的到来,使他们最终并没有彻底与家乡脱离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创业农民工和融入社会的关系,可以从经济和社会生活两个维度进行归纳。项飚在研究“浙江村”时指出,移民群体的社会融入有四种类型:第一种是移民和原来社会迅速并有效融合的模型,如解放初期从上海调到北京的技术工人;第二种是移民形成自己的经济体系,但在社会生活上逐渐和流入地同化,唐人街属于这一类型;第三种为“割裂”模型,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属于这种模型;第四种为“浙江村”模式,农民工重新建构了自己的经济体系和社会空间[34]。农民工的创业型社会融入兼具第三种和第四种的特点,并且朝着第一种模式演进。创业成功的农民工,大多已经习惯和适应了城市生活,希望能留在城市长久扎根,并且也逐渐具备了留在城市的能力和条件。而创业失败或长期务工的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不强,尽管在城市中生活,却远离城市社区的交往圈,缺乏良好且固定的关系网络以支持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长期处于边缘地位,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作为农民工子女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出生于城市,自小享受城市生活带来的便利与多元化,受到城市文化熏陶,却在城市社区中被区隔为“农民工子女”。不同代际之间在生命历程上有所差异,农民工子女目前多处于学习阶段,没有农村生活的经历,对乡土的认同感低。尽管未来生活充满着不确定性,但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与融入感高于他们的父母,未来更倾向于留居城市。

 

五、结束语

从生命历程视角,剖析农民工的城市创业轨迹,有助于揭示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未来趋势和最终归属。农民工个体受到“一定生活时间”和关键生命事件发生的影响,社会时空结构性因素以个体生活体验的积淀效应对农民工的社会归属感产生影响[21]。农民工城市创业行为是一个随着其生命历程逐渐展开的持续过程。农民工根据其生命时机、相互依存的家庭角色和主体能动性构建他们的创业历程。初入城市时,他们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挣钱。随之而来的成家和抚育子女的社会角色将他们锁定在一系列的社会期望中,他们转而更多考虑子女未来生活和教育问题。为了子女能够在城市更安稳地生活,他们选择用创业行为来增加财富,以实现社会融入。反观农民工的城市创业轨迹,具有人生节点意义的生命事件的发生会使农民工的生活预期发生转变,进而影响着农民工城市创业行为的选择。随着不同阶段家庭责任的到来,农民工基于自身城市创业的成功或失败,也调整着自己的心理预期和未来打算,或推动创业的转型发展或继续务工。当然只有少数农民工能够抓住机会成功创业,买房买车,融入务工城市。更多的农民工始终难以摆脱继续“务工”的宿命,最终会叶落归根。

      当前,农民工的创业社会融入面临着代际传承和转换问题。农民工的创业成功或失败,不仅影响着他们自身的社会融入,还会影响他们对子女出路的安排。创业成功的农民工为子女积累财富,对子女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保障。而创业失败则导致农民工继续沦为城市的边缘阶层,面临着经济和社会的双重排斥,其子女仍然被区隔为“农民工子女”。农民工子女尽管未来生活充满着不确定性,但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与融入感高于他们的父辈,未来更倾向于留居城市。因此,促进农民工创业将成为解决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入问题的一种重要选择。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要大力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创业和农民工市民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坚持乡村全面振兴,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将农民工的城市创业发展和返乡创业有机结合,统筹推进农民工有序市民化和引导农民工合理逆城市化流动,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落实新型城镇化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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