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庆跃 | 民主革命时期祭奠仪式在中共政党文化构建中的运用特征及功能价值

民主革命时期祭奠仪式在中共政党文化构建中的运用特征及功能价值

朱庆跃,哲学博士、博士后,淮北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6期

摘要:政党文化是政党的旗帜和灵魂,而政治仪式往往能承担政党文化的生成、再造、反复确认、强化的重任。因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特殊具体性以及政治生态环境变革的艰巨复杂性,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所开展的祭奠仪式,作为政治仪式的重要类型,在政党文化构建中的运用呈现出祭奠对象的广泛性、祭奠时间的灵活性、祭奠方式的多样性、祭奠规格的高级别性等特征。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的祭奠仪式还对政党文化各要素的构建产生着重大作用:从政党意识形态来看发挥着确证和充实的功能价值,从政党行为方式来看承载着训导和动员的功能价值;从政党心理取向来看具有着增强信仰和忠诚的功能价值;从政党外在形象来看担负着形塑和认同的功能价值。

关键词:民主革命时期;祭奠仪式;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政治仪式

 

政党文化既是一个政党的旗帜,也是一个政党的灵魂,发挥着对外展示政党形象、对内凝心聚力的功能。正是鉴于此,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政党文化的构建。“95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1]其中在政党文化的构建中,较为重要的举措就是充分运用各种政治仪式(如入党仪式、集会仪式、纪念仪式、阅兵仪式、祭奠仪式、庆典仪式、入职仪式等)来承担政党文化的“生成、再造、反复确认、强化”这一基本性的任务[2](P19)。毕竟作为一种“体现社会规范、重复性的象征行为”[3](P11),政治仪式既能够使组织倚重其象征性的表达促进内部成员获得认同感和凝聚力,从而构建和强化对组织的归属感[3](P21-24);也可以通过这种象征性的传达使外部成员接受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的实践,从而形塑一种以政党文化为指导的价值观,并在行为中达到政党文化所期望的效果。今天,以民主革命时期党所开展的祭奠仪式为切入点,重点考察和分析其在政党文化构建中的运用及其功能情况,一方面,有助于深刻认识政党文化和政治生态环境变革之间的关系,从而树立立足于变迁的政治生态环境来推进构建创新的政治文化思想;另一方面,在于“见微知著”以获得如何通过政治仪式来推进构建政党文化及其政治社会化的规律。

一、民主革命时期祭奠仪式在中共政党文化构建中的运用特征

“祭奠仪式”是为追悼和敬意逝者而按照一定的程序和形式进行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方式。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核心的政治价值诉求就在于争取民族独立和追求人民解放。为了这一价值诉求的实现,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书写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一定意义上说,他们的行为促进了政党文化由知识真理价值功能向实践真理价值功能的转换,推动着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的不断变革。同样,他们的行为在传递政党文化核心价值的同时,基于社会政治生态环境变革的实践而创造和凝练出的新的政治符号又不断地充实和丰富着政党文化。而从政治社会化的维度来看,在一定时空情境下开展的祭奠仪式都会对直接或间接性参与的成员产生一种情感的激发并进而影响他们的认知观。“仪式可以被视作一种修辞形式,讯息通过复杂的象征操演得以传播。……它营造出的情感氛围使得仪式中的讯息令人心悦诚服,因为它的营造方式看上去是那么的浑然天成。”[3](P117)因此,民主革命时期党对祭奠仪式的运用,不仅仅在于对逝者的追悼和敬意,也在于通过祭奠仪式实现政党文化和政治生态环境之间的一种有机衔接,还在于借助祭奠仪式来加速政党文化在党内由主导向主流地位、在党外向社会文化形态的转变。正是由于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政党文化的特殊具体性以及政治生态环境变革的艰巨复杂性,致使祭奠仪式在中共政党文化构建中的运用体现出既不同于过去统治阶级主持的类似仪式,也不同于日常生活中普通民众举办的相似仪式的一些差异性特征。具体表现为:

      1.从祭奠对象来看具有广泛性的特征。如以祭奠对象的所处时代来划分,既有古代的历史人物(如黄帝、成吉思汗等),也有当时的现实人物;以祭奠对象的国籍来划分,既有来自于国内的,也有来自国外的(如白求恩、柯棣华等);以祭奠对象的政治面貌来划分,既有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的,也有来自于中国国民党和民主党派的甚至一些是无党派的,如孙中山、张自忠、鲁迅、李鼎铭、闻一多、李公朴等;以祭奠对象的地位身份来看,既有领袖(如马克思、列宁等)、杰出人物,也有普通民众(如张思德等);以祭奠对象的职业来看,分布在党政军民学等各行各业等等。从中共政党文化构建的维度来看祭奠对象的广泛性,一方面反映出当时政党文化核心价值诉求的实现路径即社会生态环境实践变革的艰辛,它需要不同阶级、阶层的民众戮力同心;另一方面,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是充分吸纳了对不同英雄人物产生深远影响的诸多类型文化精华的产物,是对这些英雄人物行为的精神及其品质给予高度凝练和提升的产物。也正由于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也越来越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和认可,并内化为品质信念、外化为行动指南。

      2.从祭奠时间来看具有灵活性的特征。有的是采取了及时性的祭奠,如对白求恩、张思德、左权、刘志丹、李鼎铭、张浩、冼星海、闻一多、李公朴等人的追悼哀思,以及对新四军平江惨案遇害烈士、“四八”烈士的追悼等就是这种类型的代表;有的是开展了适时性的祭奠,如对于黄帝陵、成吉思汗陵的祭奠等就是典型;有的是进行了延迟性的祭奠,如对于彭雪枫逝世的追悼以及1945年6月对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者的追悼等就是实例;还有的是周期性的祭奠,如对马克思、列宁、孙中山、鲁迅等逝世的定期性纪念就是例证。这种祭奠时间上的灵活性,恰恰说明了当时的祭奠仪式作为政治仪式的一种类型,它是受包括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等在内的政治环境的影响,并且影响是多重、复杂的,即“不同的具体因素被以不同的方式和路径输入政治仪式,使得政治仪式呈现出一种环境的浓缩和复合的状态”[2](P92)。如有的祭奠仪式属于延迟性的,其中原因在于祭奠时间和条件的不成熟;有的属于适时性的,其中在于特定条件下政治生态环境变革的迫切需要等等。而从政党文化的构建维度来看祭奠时间的灵活性,折射出政党文化构建本身的灵活多样、与时俱进性,不同时期召开的祭奠仪式所体现出的象征价值或是对政党文化内在的强调、坚守;或是对政党文化内在的补充、增添;或是对政党文化内在的丰富、完善等等。

      3.从祭奠方式来看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如以祭奠对象数量来划分,有的属于单一型祭奠,有的属于复合型祭奠(如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1942年举行的纪念并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大会等就是代表)。以祭奠载体来划分,有的属于召开追悼会的会议祭奠,有的属于文本祭奠,有的属于会议和文本合一的祭奠;即使属于文本祭奠的,有的以悼词、挽联为主,有的以唁电为主(如对张季鸾、李公朴、闻一多的逝世,就是采取电唁哀悼的方式进行的),有的以纪念性文章为主(如为追悼和敬意邹韬奋、冼星海,当时的《解放日报》就专门开辟栏目或出版特刊发表纪念文章)等。这种多样性特征体现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希望借助于各种具体的祭奠形式或载体,在尽可能的条件下去推动政党文化的构建及其政治社会化的实践;同时,在这些实践中使祭奠仪式所体现出的象征价值既能重点突出(如单一型祭奠),又可以合并强化(如复合型祭奠)。

      4.从祭奠规格来看具有高级别性的特征。以祭奠的规模范围和出席特别是主持祭奠仪式的人员级别这两项衡量指标来看,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所开展的祭奠仪式总体上属于规模大、范围广和出席特别是主持人员级别高的类型(如1938年7月7日延安各界举行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大会,毛泽东出席大会并敬献挽词;1939年12月延安各界举行了追悼白求恩大夫群众大会,王稼祥和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特地到会并讲了话,毛泽东亲笔题写了挽词;1945年2月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在延安为彭雪枫召开追悼大会,毛泽东亲自参加并亲笔题写挽词;1945年6月17日,中共七大代表及延安各界人士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等等);虽然有一小部分或规模不大、范围不广但是出席特别是主持人员级别高(如1944年9月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的张思德追悼会,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并发表悼念讲话),或有的出席或主持人员级别不是特别高但是规模大、范围广(如1937年4月5日为了祭奠中华民族祖先黄帝陵,中国共产党派出的公祭代表只是林祖涵,但是毕竟这是国共两党首次共同公祭,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很强的影响力)。这种祭奠规格的高级别性,体现出党对祭奠对象行为表现的高度认可、赞扬,而每一次祭奠中对其行为所蕴含精神品质的概括凝练,更折射出党对政党文化的构建的重视,希望借助于祭奠仪式让受众者自觉地坚持和实践由众多逝者行为品质凝聚和铸造的政党文化价值信仰,最终从根本上推动政治生态环境的彻底变革。

 

二、民主革命时期祭奠仪式在中共政党文化构建中的功能价值

上述部分更多地是将祭奠仪式赋予政党文化构建这一角色时,探讨其在这一角色扮演中所呈现出的特征,从而也间接地展示出民主革命时期政党文化构建的一些特质和规律。这种角色所具有的功能有哪些,又是如何发挥功能来巩固和强化这种角色,则还需要进行微观具体的分析。不同的视域有不同的回答,但是如以政党文化内在结构成分作为基点,考察祭奠仪式对政党意识形态、政党行为方式、政党心理取向、政党外在形象等政党文化要素的具体性作用,将是一个有效而直接的方法。

      1.从政党意识形态来看,祭奠仪式发挥着确证和充实的功能价值。所谓政党意识形态指的是一个政党就其指导思想、政治主张和奋斗目标等方面所给予的“具有符号意义的信仰和观点的表达形式”[4]。而毫无疑问“仪式是传播各种符号的载体”[5](P117),“仪式不能没有符号,仪式通过符号传播才能成为仪式,符号是仪式达到目的的手段”[5](P116),这就决定了民主革命时期党所开展的祭奠仪式不是单纯而存在的,它通过各种符号象征的展现和再生产来明确和丰富政党意识形态,从而为民众认知、理解进而内化政党意识形态提供了重要的路径。这点在祭奠仪式所运用的一些文本载体及其文字符号上获得了充分的体现。

      对于政党指导思想的确证和充实上,党所开展的祭奠仪式明确宣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对于马克思主义内涵、本质、内容及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等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深刻而丰富的阐释。如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立党之本方面的确定,1927年在纪念列宁逝世三周年所起草的材料中,方志敏认为“列宁逝世已三周年,但他不朽的精神和伟大的主义,永远活着在每个被压迫的人民心中!我们只有接受他的主义,在列宁主义指导之下奋斗,才能得到胜利”[6](P217),高呼“接受列宁主义的指导”、“列宁主义万岁”[6](P218)!1933年,中共中央在《关于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的决议》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已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劳苦群众争求解放的旗帜和武器”[7]。对马克思主义内在本身方面的分析,如1926年在列宁逝世两周年纪念时,李大钊就明确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与策略”[8]; 1933年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时,中共中央所发告民众书中强调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见解和学说的系统,是人类一切伟大思想的结晶,是国际工人运动经验的总和”[9];1938年5月5日,《新华日报》在所刊发的社论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直接继续着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社会主义伟大代表者们的学说而产生出来的”[10]。对于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孙中山三民主义等之间关系的探讨,前者如1925年中共四大所发表的《对于列宁逝世一周年的纪念宣言》,强调“列宁不但把解放全世界工农阶级和被压迫民众的理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从机会主义的第二国际垄断下挽救出来,他并且已经应用到实际上去”[11](P396),“列宁主义就是帝国主义专权时代的马克思主义”[11](P397)。后者则强调在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人民利益和实现民族解放方面中国共产党人所宣传和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具有一致性。如1925年3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致唁中国国民党——为孙中山之死》中,指出中山主义是“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主义”[11](P402);同年3月14日恽代英发表了追悼和敬意孙中山的文章即《孙中山先生逝世与中国》,认为“当他生存时,他攻击国际帝国主义,于世界革命有裨益,全世界弱小民族都蒙其利,所以他死了,世界革命也将受帝国主义者更重的压迫”[12](P646);1938年3月12日,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更是明确“孙先生的三民主义纲领与统一战线政策,实为处在半殖民地国家的大革命家对于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13](P111)。

      对于政治主张和奋斗目标的确证和充实上,党所开展的祭奠仪式明确主张开展民族民主革命以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自由;同时,体现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密切联系具体阶段的实际情况来推进的政治主张的详实丰厚(由于政治主张和奋斗目标之间密切相联,一定程度上两者之间是手段与目的、具体目标与总体目标的关系,这也就决定了政治主张的详实丰厚也是对奋斗目标的充实)。前者方面,如1924年2月在《纪念“二七”并追悼列宁》文中,李大钊强调追悼列宁及“二七”死难者的日子也是“中国劳动界为人民争自由、为无产阶级向军阀争自由流血的纪念日”[14](P484);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对于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宣言》中,呼吁“所受国际帝国主义和其工具军阀之剥削与压迫”的中国民众起来共同努力,以“打倒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和一切压迫阶级”和实现“全世界的工农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解放”[11](P397);1944年9月在追悼张思德的会上讲演中,毛泽东明确强调我们这个队伍共同的革命目标就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15](P1004)。后者方面,以民主革命时期党对孙中山逝世所开展的祭奠仪式最为典型,从祭奠的文本及其符号来看党的政治主张与特定阶段的实际情况相联系更加具体化了。如1925年3月《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中,指出“猛烈的继续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保卫南方革命根据地及肃清反动势力是当前继承中山先生的遗志而所做的两项重点工作[11](P400-401),同时在致唁国民党电文中,希望国民党能够构建和巩固以中山革命主义为基础的统一[11](P403)。1938年3月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强调纪念孙中山就是要“为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而奋斗”[16](P850)。可见,民主革命时期党所开展的祭奠仪式是“结合中心任务来开展的”、“具有强烈的现实取向”[17];反过来,这也促进了祭奠仪式视野的拓展及其内涵的创新。

      2.从政党行为方式来看,祭奠仪式承载着训导和动员的功能价值。所谓政党行为方式,指的是政党在实践生活中运用的特定的行为方法和所表现出来的特定的行为样式。它属于政党文化中的行为文化层级,是政党意识形态这一观念文化的外化形式,这也决定了它是一个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同样,它还“直接关系民众对它的支持程度”[18],“群众常常是根据政党的行为而不是纲领和制度来判断自己是否应该支持它”[19]。通过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所开展的祭奠仪式来看,为了使政党行为方式被党内外民众自觉接受和认可,党着重从行为身份、行为标杆、行为目的等方面进行训导和动员。三个方面的侧重点是不同的,行为身份回答和解决了“为什么要做”的问题,行为标杆回答和解决了“怎么去做”的问题,而行为目的回答和解决了“做什么”的问题。

      在行为身份方面的训导和动员。行为身份就是行为主体在实践中所处的职位或者称之为角色定位,它是行为实践的基础和前提,类似于常言的“有位才有为”。从民主革命时期党开展祭奠仪式所使用的文本载体来看,虽然没有直接赋予党内外民众何种身份,但是通过评价逝者的身份,也间接性地将其转变成对民众的期望,希冀民众能够如逝者一样承担类似的职位或扮演相关的角色,从而在行为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毕竟包括祭奠仪式在内的政治仪式有一个古老的传统和基本的要求,即“参与者的身体要符合仪式对其身份的设定”[2](P185)。只有这种“身体和身份的同质化”,才能“保证身体作为媒介传输权力时不会遗失附着在特定身份上的权力信息”[2](P185)。如对于列宁的追悼和敬意,将其评价为“全世界工农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首领、教师、同志”[11](P396)、“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者”[14](P484);对于孙中山的追悼和敬意,将其评价为“中国民族革命的领袖”[20]、“中国的伟大的革命导师”[12](P645);对于廖仲恺的追悼和敬意,将其评价为“真正的国民革命者,是真正能遵从孙中山先生的主义、政策、遗嘱而奋斗的国民革命者,是真正能反对帝国主义到底以及拥护工农群众利益的国民革命者”[21](P156)、“忠诚勇敢的民族革命的前驱者”[12](P717);对于彭湃的追悼和敬意,将其评价为“群众运动工作的模范”、“中国劳苦的农民群众顶爱的、顶尊重的领袖”[22](P448);对于白求恩的追悼和敬意,将其评价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23];对于张思德的追悼和敬意,将其评价为“为着解放人民”、“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一个同志[15](P1004);对于“四八”烈士的追悼和敬意,将其评价为“人民的英雄、群众的领袖、青年的导师和坚强不屈的革命战士”等等[24](P233)。

      在行为标杆方面的训导和动员。行为标杆就是实践中为行为主体设置的标准和树立的榜样,它对于行为实践能够起示范、引导和动员、激励的作用。政治仪式的本质在于“向社会提供标准化的行为模式”[25],民主革命时期党所开展的祭奠仪式也毫无例外。在祭奠仪式中,尤其是通过对逝者行为品德和精神风貌的高度概括并加以训导和动员,给民众提供一种行为范式,从而也从根本上回答和解决“怎么去做”的问题。如追悼和敬意廖仲恺时,邓中夏强调“应本廖先生的奋斗精神,坚持罢工到底,达到打倒帝国主义的最后目的”[21](P157);纪念“二七”并追悼列宁时,李大钊指出“他们的精神尚引导吾人向前革命,以打倒军阀并国际帝国主义”[14](P485),他们的精神就是为人民争自由的精神;纪念孙中山逝世时,恽代英将孙中山的行为品格概括为“始终为民族独立奋斗”、“注重人民生计问题”、“富于不妥协的革命精神”等八个方面[12](P641-645),明确“孙中山代表全民族而奋斗的精神,是永不磨灭的”[12](P652);纪念彭湃逝世时,瞿秋白将彭湃同志身上所体现出的精神归纳为做群众工作的模范精神、勇敢果断的工作精神,指出“我们的责任,是要完成彭湃等同志开头做了的事业”[22](P449);纪念白求恩、张思德逝世时,毛泽东强调白求恩身上所体现出的国际共产主义精神、专门利人的精神以及张思德身上所蕴含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都是值得每一个共产党员去学习的;追悼左权逝世大会上,朱德高度评价了左权对民族对人民对革命无限忠诚的精神和对工作高度的责任心、积极性和耐烦细心的品质,指出“他的人格操守将永为我们未死者的模范”[26];纪念“四八”烈士的逝世,周恩来高度评价“四八”烈士“为国奔波、为人民事业奋斗到最后一口气”的品质,强调他们的精神激励着千百万群众、党员向着他们的奋斗目标、补上他们的岗位前进等等[24](P234)。

      在行为目的上的训导和动员。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是政治仪式的主脉[2](P25)。政治仪式中政治参与“只能为权力生产和再生产提供基本资源”,而要使这些资源转换为权力的装置则离不开“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2](P57)。这也就意味着作为政治仪式重要类型的祭奠仪式,并不仅仅单纯地为追悼和敬意逝者而举行,也并不仅仅是为让民众来参与追悼和敬意逝者而举行,它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祭奠仪式中的一系列象征符号的生产和训导,从而动员直接或间接的仪式参与者来付诸于行为实践,最终实现仪式主办者所期望的政治行动价值。以民主革命时期党所举办的祭奠仪式为例,从政党行为方式来看在对行为身份、行为标杆进行训导和动员后,还就行为目的进行了训导和动员,教育和鼓动民众继承逝者们的遗志、完成逝者们未竞的事业,以推动中国革命的实践向前发展。如在1925年3月《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中,号召全中国的民众“急须以猛烈的行动告诉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中国军阀:全中国为自由而战的民众是不死的呵”[11](P410);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要求“全国民众一致起来继续着鲁迅先生光荣的事业,继承鲁迅先生的遗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为中国大众的解放而奋斗,为世界和平而奋斗”[16](P105);1938年3月在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演说词中,毛泽东呼吁大会的同胞乃至全国的同胞要永远地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16](P853);1945年6月中共“七大”代表暨延安人民代表对中国革命死难烈士的祭文中,就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将领导全国人民“战胜中国民族、人民的仇敌”,“创造出一个真正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等等[27](P139)。

      3.从政党心理取向来看,祭奠仪式具有着增强信仰和忠诚的功能价值。所谓政党心理取向,指的是经过观念文化和行为文化的内化后,组织及其成员所表现出来的自觉的心理意识。在这些心理意识中最稳定、最深刻的当属信仰心理,它是对“党的根本价值追求、基本理论遵循和内在实践规约”的极其相信和尊敬[28]。政治信仰在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构建及其政治社会化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精神武器,是引导党的实践和建设的精神支柱和行动指南,是增强人民群众凝聚力的思想基础和精神纽带”[29]。正是鉴于此,民主革命时期党在所开展的祭奠仪式中十分重视发挥其增强政党信仰的功能,希望内外民众做中国共产党信仰的忠诚实践者。毕竟“没有仪式就没有信仰”[2](P193),“政治仪式的结构性和功能性的核心都是权力及其合法性,而忠诚和信仰分别是对权力和合法性(权威)的最为强烈的精神层面的认同和服从”[2](P189)。具体表现为:

      一是增强了民众对中国共产党政党信仰的坚定性。信仰之所以能够与祭奠仪式密切联系起来,就在于人类信仰之初的“‘原发态’的情感欲望来自于人类对死亡的拒绝和抵抗”[30]。民主革命时期党所开展的祭奠仪式告诉民众要征服死亡的恐惧、实现人的肉体的超越,唯有坚定对人民性的信仰,方可获得不竭动力源;要追寻世界的本源、克服实践中的困惑性,唯有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方可获得科学的指导;要反思生存的意义、确立价值目标,唯有坚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方可获得正确的前进方向。而上述三个部分正是中国共产党政党信仰的主要内容,并且分别解决了政党信仰的来源性、科学性、价值性的问题。如以祭奠仪式所使用的文本载体为考察对象,除了如前文所探讨的对一些逝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努力推进党的奋斗目标和具体路线方针政策的完成等诸类行为的敬意之外{1},特别注重分析了逝者之所以能够视死如归、大义凛然,就在于坚持了人民性的信仰;同样,强调逝者之所以能够流传后世、永垂不朽,也在于坚持了人民性的信仰。如在《纪念“二七”并追悼列宁》文中,李大钊强调“二七”的工友为什么要死,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死,实为全国工人争回集会结社的自由,为争自由而死”[14](P484)。在《悼张太雷同志》文中,瞿秋白强调张太雷的死在于他“觉着对于中国工农群众的努力和负责”、“希望自己的鲜血,将要是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之源泉”[22](P390)。在追悼张思德会上的讲演中,毛泽东指出“张思德同志是为了人民利益而死,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15](P1004)。在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的碑文中,毛泽东明确为坚持和实践人民性的信仰而死的逝者,不管何时而死,但都是人民英雄,他们永垂不朽。由于人民性的信仰是中国共产党政党信仰的立足点和落脚点,也是区别于其他政党和组织信仰的根本标志;因此,追悼和敬意那些坚持和实践人民性信仰的逝者,实质上也对直接或间接参与祭奠仪式的民众坚定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信仰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

      二是增强了民众对中国共产党政党信仰的忠诚性。所谓信仰的忠诚性,就是对信仰体现出来的一种忠心和诚实情感。从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建设来看,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政治伦理,是党性修养的根本要求和重要内容”[31];同样也是中国共产党政党信仰的“底色”,忠诚源于信仰,忠诚是最基本的信仰。衡量和判断是否忠诚的标准是多样的,但有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即看是否能够经得起危难的考验。正如常言所说的“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以民主革命时期党开展祭奠仪式所运用的文本作为考察对象,会发现党十分注重于描述和分析一些逝者坚持和实践人民性信仰时的危难情境,旨在告诉民众他们不是在风平浪静、歌舞升平而是在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中坚持和实践人民性的信仰;他们面对各种困难和风险没有退缩畏惧、自爱生命,而是迎难而上、勇于献身。相应地,以此来动员和激励民众对中国共产党政党信仰的忠诚性。如在《吊陈锡烈士》文中,邓中夏强调“陈烈士是直接死于帝国主义的枪炮之下,与上海沙基等处诸烈士同”[21](P161);在《中国职工运动战士大追悼周之意义》中,瞿秋白指出尽管面对帝国主义者、军阀和资本家的屠杀,“二七”中的工人依然“勇猛地向前奋斗”[22](P261);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高度评价抗敌阵亡将士面对民族危亡即“敌人是倾全国的力量来打,目标是灭亡中国,战略是速战速决”时[13](P113),为执行保卫祖国的神圣任务而英勇奋战直至壮烈地牺牲;同样在1945年《中共“七大”代表暨延安人民代表对中国革命死难烈士的祭文》中,更是明确强调为中国人民革命而死难的先烈们“所受的苦难是人类历史上空古未有的”,他们“冒着枪林弹雨,鞭扑屠杀”与“侵略者”、“暴君”、“吃人的制度”进行战斗,他们是“永远无朽的”[27](P138)。

      4.从政党外在形象来看,祭奠仪式担负着形塑和认同的功能价值。所谓政党外在形象,指的是外部民众对一个政党目标系统、组织系统、行为系统等诸多方面的感知和评价{2}。一个政党形象的好坏,从推动社会实践变革的维度看,攸关这个政党在实践变革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的程度;从政党自身建设的维度看,影响甚至决定着这个政党的生死存亡。可以说,政党形象就是“政党的吸引力、影响力和生命力”的“晴雨表”和“温度计”[32]。政党形象的塑造路径是多方面的,除了最常见的借助于政党的纲领主张、行为绩效表现等之外,还有一个更直观的方法就是政党符号的生产和再生产,毕竟政党符号“总是蕴含特定的指意,与政党保持特殊的意义联系”、“充当政党价值理念的外化形式”[33]。而仪式与符号之间有密切相联性,如著名人类学家特纳就认为“象征符号是仪式中保留着仪式行为独特属性的最小单元,它也是仪式语境中的独特结构的基本单元”[34],此使得民主革命时期党所开展的祭奠仪式无形中为政党外在形象的塑造乃至促进民众对其认同提供了重要的资源价值。

      祭奠仪式形塑了中国共产党良好的政党形象。这点可以从当时祭奠仪式中生产和传播的相关理论符号、行为符号、人物符号获得充分的佐证。如以理论符号为例,祭奠仪式在对政党意识形态进行确证和充实时所使用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人民群众”、“中华民族”等符号的构建及其政治社会化,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根本利益,同时又代表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政党;同样,“阶级”、“阶级意识”等符号的生产和再生产,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能力“建构起一套针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意识形态分析理论”的政党[35]。以行为符号为例,祭奠仪式在对政党行为方式进行训导和动员时所运用的“民主革命”、“阶级斗争”等符号,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政党,是一个勇敢于彻底改变旧世界而建设新世界的政党;“反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全面抗战”等符号的构建及其政治社会化,凸显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肩负实现中华民族解放及其伟大复兴的政党,如“全面抗战”就是“中共着眼于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前途这一高度构建的行动话语”[36];其所使用的“为人民服务”等符号突出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视人民立场为根本政治立场、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政党。人物符号因祭奠对象身份、事迹的差异性以及具体的社会背景等因素的影响,致使它们从不同的维度展示了中国共产党良好的政党形象。如“孙中山”符号的生产,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先生所开创的革命事业的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最忠实的继承者和实践者。“黄帝”、“成吉思汗”符号的生产,展示出了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外来的政党而是真正能够实现中华民族解放的政党,是一个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抵抗外来侵略的政党。“对中共而言,黄帝祭祀不同于成吉思汗祭祀,前者在对内争取中华民族代表权与对外反抗日军侵略两方面均具有更强的象征功能,而后者重在阐扬民族主义对外的一面。”[37]。“鲁迅”、“鲁迅精神”符号的生产,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富有正义、敢于斗争、忧国忧民的政党;“白求恩”、“张思德”等符号的构建,展现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对理想信念执着追求、对人民勇于无私奉献的政党;“李公朴”、“闻一多”等符号的生产,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追求民主进步、反对专制独裁的政党等等。

      祭奠仪式促进了民众对政党形象的认同感。受众者的认同,既是形象塑造的出发点,也是其最终的落脚点。而为了避免和克服认同中的消极性、盲从性、虚假性或否定性,这就需要从理念、利益、情感等方面多管齐下、多路并进,毕竟理念认同是前提、利益认同是根本、情感认同是关键。以民主革命时期党所开展的祭奠仪式为例,由其构建的政党意识形态明确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前提下,将当时中国民众对民主进步的追求和对民族解放的渴望这些价值诉求纳入进来,从而实现了政党价值理念与民众价值理念之间的“共振”。如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确证和传播,实质上就是“用一种新的政党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解决了儒家思想破产后的价值危机窘境”[38];对于马克思主义充实中所构建的新民主主义思想等,实质上就是“解释现实社会和政治形态及其历史走向”[38];另外,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同民族主义的理念相结合,以及为民族解放而大力倡导的统一战线政治主张,实质上解决了民众对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渴求[38]。从祭奠仪式中的祭奠对象来看,不管祭奠对象是否是中国共产党员这一政治身份,只要为人民利益而勇于献身者都受到了追悼和敬意,这就传递出中国共产党本身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的信息,她心中只有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她与广大人民群众是最密切的利益共同体。政党形象认同生成机制中,固然需要价值共振、利益共体这些理性的因素,但是情感共鸣和心理上互信等非理性的因素也必不可少,因为“从微观层面来看,情感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情感的存在与个体的人的存在密切相关”,“从宏观层面来看,情感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情感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39]。民主革命时期党开展祭奠仪式中所使用的一些符号,恰恰证明党也十分注重情感认同的培育,从而有力促进乃至真正实现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认同、利益认同。如祭奠文本中“同志”符号的广泛使用,其本身就内涵着“朋友情谊基础上的深入探寻、寻找志同道合者的意蕴”;就内涵着“兄弟姐妹情谊之上的情感升华意蕴”;就内涵着“尊称基础上的平等”之意等[40]。如在《纪念“二七”并追悼列宁》文中,李大钊在文中多次使用了“同志”这一称谓,“军阀压迫工人何等残酷,为自由而战的劳动同志何等壮烈”[14](P484)!“‘二七’被难同志虽然死了,然‘二七’同志们仿佛常常在我们面前”[14](P485)。瞿秋白在《中国职工运动战士大追悼周之意义》中,就用“同志”表达对这些战士的敬意之情。“我亲爱的同志啊,你们的血是为中国工人阶级而流的,也是为中华民族而流的。”[22](P261)。同样,民主革命时期党在祭奠文本中还大量地运用了“我们”这一第一人称代词的概念符号,明显拉近了作为仪式主办者即中国共产党与仪式直接或间接参与者即广大民众的心理距离,也容易产生情感共鸣的效果。“移情等级与叙事人称的情感表达高度相关:第一人称 > 第二人称 > 第三人称。移情等级越高,越适合于表达积极情感;移情等级越低,越适合于表达负面或消极情感。”[41]如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开篇就指出“今天是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纪念的日子,我们开这样一个庄严的纪念大会”,“抗日战争已经打了八个月,许多英勇将士牺牲了,我们开这样一个沉痛的追悼大会”,“这些都不是随便的与偶然的,有我们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的理由”[42]。在《“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祭文中,周恩来在结尾中就强调“我们要继续你们遗留下来的为人民服务等精神”,“我们要将一切悲痛化成团结的力量,向一切反动派博斗”[24](P235)!

 

注:

{1} 著名学者关海庭认为中国共产党政治信仰是以体系存在的。这个信仰体系呈现出三个层次 :宏观层次,就是奋斗目标,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观层次,就是革命和建设的价值观;微观层次,就是不同时期的具体路线、纲领和政策。以这种思想为参考,本文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努力推进党的奋斗目标和具体路线方针政策的完成诸类行为,实质上也体现出对中共政党信仰的坚定实践。参见关海庭.当代中国的政治信仰与政治发展[J].新视野,2016,(5).

{2} 作者朱德平认为政党形象主要由目标形象系统、组织形象系统、行为形象系统等几方面组成。其中目标形象系统主要指政党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价值观念等;组织形象系统指政党内部各个组织的聚集、转换、释放等功能发挥的程度,以及组织各成员在各项社会事务和社会活动中所展现出来的精神状态、能力水平、道德面貌等;行为形象系统主要指政党组织系统内部运作机制的规范性程度,以及其领导下的政府为实现执政党的奋斗目标而展现出来的活力和效率。参见朱德平.论新形势下党的形象建设[J].探索,1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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