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敏 | 多区域华语比较研究的现状、特点与路径

多区域华语比较研究的现状、特点与路径

赵敏,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暨南大学华文学院讲师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6期

摘要:区域华语研究可分为单点华语研究和多区域华语比较研究。当前的多区域华语研究呈现出不均衡、马太效应的面貌,即有的区域华语研究学者多、研究成果多,有的区域研究学者少、成果少。且现有成果多数是单区域华语研究,几无大陆以外区域与区域之间双边或多边比较视角的多区域华语比较研究。通过多区域华语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互通度是判断多区域华语共性的标尺。以地缘、国别区域为参照的多区域华语研究视角应不局限于单点区域的华语研究,可以扩展到有相同语言特征的多个区域;各区域华语之间不仅存在类型上的共性特征,其内部之间也存在差异性特征;华语区域性表达呈现多样性与丰富性。这些特征发掘与视角开拓既丰富了大华语的微观研究,也促进了大华语的宏观、中观研究。多区域华语研究除了以比较法为基本方法以外,还可以利用参照源方言背景、自然口语语料库、语料库技术等方法。

关键词:华语;多区域;互通度;语言差异;语言共性;语言距离

 

“华语”是全球华人的共同语,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华语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华语热持续升温,学华语、用华语、研究华语成为当今热门话题,华语早已不是一国一地的语言,全球华语由各个区域华语组成,对当前华语词汇和语法进行分区域、多区域研究是全球华语研究的重要途径。

一、多区域华语比较研究的现状与不足

 所谓“区域华语”是指一定区域里的华语现象,如台湾华语、泰国华语、港澳华语、东南亚华语、马来西亚华语等,这里的区域性主要考虑国别和地区因素,同时也兼顾社会、政治、文化方面的属性差异。区域华语研究可分为单点华语研究和多区域华语比较研究,本文倡导多区域华语比较研究。展开论述前,有必要对现有华语研究成果进行概括梳理。

      第一,台湾、港澳、新加坡三个区域的华语研究长期而深入,研究人员众多、成果丰富。

      就单区域的台湾华语来看,如黄国营较早在语法方面指出了台湾华语众多变异现象,如“比较”修饰否定句、语气词“啦、哦、喔”、VP句式、“用”字句与“到”字句等等[1]。仇志群、范登堡发现台湾华语中的“V不V”构成的附加疑问句,使用频率要比北京话高得多,以及大量使用“有、会、要”等助动词[2]。张宁则指出两岸华语被动句式、比较句式、“有”字句式和反复问句句式等方面的差异[3]。刁晏斌探讨了台湾华语的古旧色彩、语言形式不够统一、日语形式的存留等现象[4]。刁晏斌的《差异与融合:海峡两岸语言应用对比》是大陆学者对台湾华语进行较为系统研究的专著之一[5]。孙雁雁发现句末“好不好”在口语语料里,尤其是台湾口语中出现得更为频繁[6]。刁晏斌描写了两岸华语里“而已”的差异[7]。方清明 [8][9]对台湾华语口语里的诸多语法现象进行了考察,如宏观层面上来说,普通话、台湾华语有着各自的语气标记系统,它们在灵活性、泛用性、语篇功能、位置等方面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台湾华语里“啦、的啦、喔、耶”颇具特色,是台湾腔的代表。两岸语气标记的诸多差异可以从语言环境、语言接触、语言政策、政治制度等方面进行解释。再如指示标记方面,台湾华语对话体里“那”比“这”大,主要原因是对话语体的性质、新信息、话题跳跃与弱社会化程度有利于“那”出现。

      “两岸四地”多区域的华语研究以刁晏斌等为代表,发表了关于“被”字句等语法方面的文章[10]。赵春利、石定栩考察了两岸四地汉语“有信心”句式的异同[11]。

      新加坡华语单区域研究成果较多。周清海概述了语法方面的变异情况[12]。祝晓宏对新加坡华语里的词法、实词、动词谓语句、句法格式、篇章等方面的变异现象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描写[13]。

      港澳区域华语研究以词汇研究居多。如田小琳提出社区词概念,并介绍了香港社区词构词方面的特点[14]。邵敬敏、石定栩从香港语言生活的历史与现状出发,总结了“港式中文”四个方面的变异手段[15]。汤志祥介绍了港澳区域的共同词语以及澳门华语特有词[16]。赵春利、石定栩分析了港式中文“经”字句的类型与特点[17]。

      第二,马来西亚华语研究近年来异军突起,方兴未艾。如黄立诗从语法化视角考察了马来西亚华语“回”作为动态助词的现象[18]。李计伟[19][20]基于语料库统计考察马来西亚华语动词、形容词的基本特征。王彩云[21][22]从频率和方法两方面探讨马来西亚华语介词、助词系统的变异情况。王晓梅、何元建发现马来西亚华语中疑问句尾“的”字频率较高,并探讨这类“的”的语法意义[23]。赵敏考察了马来西亚华语中“者”缀词语的变异性情况[24]。关于马来西亚华语口语语法,赵敏、方清明描写了代词“酱”的复杂用法[25]。

      第三,其他单区域华语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如泰国、印尼、美国、英国等。如张淑娟[26]、秀莲[27]等以泰国华人作家的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对泰国华语书面语词汇变异情况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施春宏认为泰国华语作为华语社区词的一部分,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具有一种互动关系[28]。方清明、温慧雯基于自建泰国华文媒体语料库,以“增降”类动词为例,考察它们在泰国华语里的使用情况[29]。张聪以英国华语报纸为材料,探讨英国华语词汇方面的变异情况[30]。这类成果总量不多,且以词汇研究为主。

      综上,区域华语研究取得一定成就,但也存在不足:第一,不同的区域华语研究非常不均衡,形成了马太效应,即有的区域华语研究学者多,研究成果也越多;而有的区域较少学者研究,成果自然也越少。研究成果多的区域包括台湾、港澳、新加坡等。在我们的调查中,菲律宾、柬埔寨、越南、缅甸等区域华语的研究成果几近于无。第二,单区域研究成果较多,多区域比较研究的成果较少。现有成果多数是单区域华语研究,一般都基于某个单区华语的特点进行描写,部分比较研究也主要是与大陆普通话做对比,较少采用大陆以外区域与区域之间双边或多边比较视角。视角的限制阻碍研究的创新,使研究容易陷于程式化。基于此,我们有意识地提倡多区域华语比较研究,以期把华语研究引向深入。

 

二、多区域华语比较研究的特点与作用

(一)互通度是判断多区域华语共性的标尺

      华语的区域共性是指语言上的共性,与经济、政治上的区域共性不尽相同。较为一致的情况是存在的,如“港澳”指香港、澳门两个区域,它们不但在地缘、经济、政治上具有一定的共性,而且语言距离较小,香港华语和澳门华语也具有较高共性,而这些词语对其他区域华语而言则有一定的陌生感和距离感。我们统计《全球华语大词典》发现[31],港澳双区词占香港总词数3887例的65%,占澳门总词数4066例的62%。这两个百分比数据充分证明港澳华语区域词有着极高的互通度。词汇与社会关系最紧密,通过词汇共用情形的考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不同地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也说明港澳区域词的融合倾向明显。位列第二的是“新马”双区词,这一定程度上说明新加坡华语和马来西亚华语具有较高共性和互通度。

      “港澳”双区华语词互通度最高,这也与语言距离有关。一般来说,语言距离越大其互通度越小。反之,语言距离越小,其互通度越大。这启发我们区域华语词汇的互通度也可以通过语言距离这一维度来考察。“港澳”交通互通频繁、语言距离很近,因此语言互通度较高也势在必然。“港澳”都是多语多方言地区,通行普通话、粤语、英语等,这是“港澳”互通度高的语言基础。“港澳”是毗邻的特区,社会高度开放发达,地理空间距离很近,这也有利于语言词汇的互通互认。“港澳”文化高度整合认同,文化距离也利于语言词汇的流通使用。具体通过词例来看,可分为很多类别,第一类如受到粤语影响的“煲剧、煲蜡、煲呔、煲烟、煲仔饭、剥光猪、插喉、插水、成日、打格仔、大水喉、睇波、睇场、睇好、睇楼纸、睇漏眼、睇骚、睇实、睇水、睇死、睇头、睇戏、点解、贵利佬、后生仔”等。第二类如受到英语等外来语影响的,如“波鞋、波衣、波友、慈善骚、士多店”等。第三类如“港澳”华语都有很多反映博彩业的词语和用法,如“白鸽票、百家乐、现码、泥码”等。

       但是不一致的情况也存在,如“新马泰”作为通用概念(常用作旅游线路用语)使用频繁,但是从多区域华语来看,“新马”与“泰”的共性和互通度并不高,调查发现,仅有85个共性词语,这说明“新马泰”并不是华语意义上的多区域表述。事实上,“台新马”三区域华语互通度高于“新马泰”。再如,“港澳台”通常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三区域概念使用,如果从华语的区域性来看,“港澳”共性明显,但是与台湾华语语言距离相对较远。调查发现,“港澳台”有115个共性词语,这一比例并不高。因此“港澳台”也并不能反映这三区域华语方面具有很强的共性。实际情况是,“港澳台”之间互通度并不如“港澳马”或者“台新马”三区词的互通度。

 

(二)通过多区域华语比较研究发现区域间的共性特征

      多区域华语研究视角以地缘、国别区域为参照,不局限于单点区域的华语研究,而是将眼光扩展到有相同语言特征的多个区域。多区域华语比较视角可以发现各区域华语之间的共性特征,如台湾、马来西亚槟城、印尼棉兰都是以闽南方言为主要方言的华语地区,在华语用法上也存在诸多共性特征。如三区域华语都有虚化用法的“说”,其虚化程度都要高于普通话。马来西亚槟城华语口语里,我们发现言说词“说”具有相当的变异性,例如“我想说不然去我家看一下”“我还以为说眼睛要一眨一眨”“你的姐姐不是讲说有吉隆坡人上来要学舞啊”“今天天气很好,去爬山呢,还是说,去海边”“送红包好过说买礼物”等,这类“说”是置于动词后的一个虚化成分。这类“说”的言说义已经虚化,主观化增强,有的个案已经具有了词汇化倾向。从语用角度来说,这类“说”表示形成意念有个过程,表语气停顿。选择问句与差比问句中“说”进一步标志说话人对所述内容的真实性持有较弱的信任,使所述内容具有弱断言性。这种用法的“说”同样存在于台湾华语与印尼棉兰华语里,如台湾华语里有“我觉得说、变成说、有讲说”等表达。

      从共时视角来看,以上虚化用法的“说”很可能来自于闽南语的有效传承与扩散。闽南话里表“说话”义的词语,漳州、厦门话用“讲”,泉州话用“说”,与马来西亚槟城华语、台湾华语、棉兰华语一样,它们同样可用在表意念、表言说的词语后及选择问句与差比问句中。如,“我想讲卜倒去两日(直译:我想说要回去两天)”,“叫姆妈来扌带赢过讲请蜀个生分侬来扌带(直译:叫奶奶来带好过说请个陌生人来带好)”,“有某歹过说无某(直译:有老婆糟糕过说没老婆)”。同属闽南语的潮州话中,“讲”对应的词语为“呾”,也有类似用法,且更加广泛。如:“睇呾条索可会耐(直译:看看说那条绳子结实不结实)”,“小王呾呾明日有事无变来(直译:小王说说明天有事不能来)”。

      区域性华语里表虚化意义的“说”与闽语中的“讲、说、呾”类似,都可以出现在谓词性成分之后,属于起联接作用的虚化成分。因此我们认为上述三区域华语口语语法里,言说词“说”具有较高的区域类型上的共性特征,与普通话相比,表现出了较大的变异性,虚化程度也较高。再如,台湾、马来西亚槟城、印尼棉兰三区域华语的能愿范畴表现出较多相同的共时变异特征。马来西亚槟城华语里有“我不要去读书(直译:我不想去读书)”,台湾华语和棉兰华语里也可以用“不要”表示“不想”的意思,如“我再也不要见到你”等等。

      再如,马来西亚华语里的“相信”产生了变异用法,从“信任”泛化到表示认定的“认为”和表示猜测的“很可能”,如“死者当时独自冒着雨撑伞骑脚车,相信是到附近购物”里的“相信”就表示“很可能”的意思。不仅如此,新加坡华语和印尼华语里的“相信”也有类似的变异用法。再如,马来西亚槟城华语口语里的“比较”可以用于否定结构中,构成特殊的“比较”否定句,如“我爸的身体啊,最近比较不好”、“阿萱比较没那么乖”等。台湾华语、新加坡华语、印尼华语里都有“比较不/没”类否定句式。上述诸多个案能说明,很多区别于普通话的词汇、语法差异,却在其他多区域华语之间存在一定的共性和联系。

 

(三)通过多区域华语比较研究发现区域内部之间的差异性特征

      多区域华语不仅存在类型上的共性特征,其内部之间也存在差异性特征。这些差异性特征的比较有利于认识各代表点华语的性质。就泰国华语而言,很多与泰国独特的语言生态、社会生活有关,如“善信、善堂、僧王、佛历、寮国、冬荫功、宋干节、铢、自轰、提列、加持、红衫军、黄衫军、圣寿、懿寿、宫务处、古曼童、崇庆、崇圣”。其中,“冬荫功”是泰国特有的饮食词汇,而“圣寿、懿寿、宫务处、崇庆、崇圣”等这类与皇室相关的词语是由于泰国特殊的国情而存在。这些词语出现的频率不算高,但也有可能给读者造成阅读障碍,因为它们反映的是某个区域独特的语言现象。再如,越南单区词“奥黛”,它极富越南华语特征。奥黛来自越南语aodai音译,现代越南语ao指遮盖到颈部以下的服饰,而dai表示“长”。奥黛是越南的传统服饰,与中国旗袍类似,但是在衣襟、领口、袖子、下摆、穿着场合等方面都不尽相同。

      又如台湾华语后置标记“这样子”充当话轮结束标记功能,而马来西亚(槟城)华语口语里的“酱”(“酱”为“这样”的合音)却更加复杂,例如“酱”可以充当动作模态标记,如“酱子叫搬完了啊,你搬完了也帮我收的啊”。可以指示较高程度,如“都酱多油了,还加油”。可以充当话轮结束标记,如“我小时候,常捡这些回家的,装成一瓶一瓶酱,很有趣叻”。可以放在句子与句子中间,充当话语链连接标记,如“哇,见到你真好!酱呢,一有空就可以找你喝茶”。上述“酱”的复杂用法,与台湾华语里“这样子”的功能不尽相同。它们虽然都有可能受到闽语的影响,但是这些词语具有区域扩散性,表现出各自独特的差异性特征。

      再如台湾华语里,程度副词“比较、蛮、超、好”等颇具特色,而马来西亚华语程度副词里较有特色的也是“比较、蛮、超、很、几”等,这样的一致性令人惊喜,甚至是振奋,它们肯定有着多区域华语类型学上的共性特征,但是在构型表意等方面却又不尽相同,如台湾华语里是“比较+形容性词语+一点”杂糅构式,如“比较聪明一点”“比较凶一点”等等。而马来西亚华语则是“很/几+形容词语+一下”,如“今天的心情很好一下哦”“安哥林,你的女儿都几有钱一下哦”。它们除了具有类型上的共性之外,在构型上显然还各具变异特点。

 

(四)通过多区域华语比较研究发现华语的多样性特征

      “无论是在生物界还是非生物界,多样性都是本质”[32],多区域华语研究有利于华语多样性和差异性研究。华语表达的多样性就是一种丰富性,华语区域性表达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不但不会削弱华语整体的影响力,反而会增强整体华语的表现力与张力。华语词汇、语法表达的多样性往往也就是思想多样性、活跃性的具体体现,新观念往往诞生于词语之间意想不到的自由组合。以台湾华语为例,台湾华语词汇就表现出丰富的多样性:第一,对同一事物采取不同的命名方式,即“同实异名”词语,如“快锅(高压锅)、简餐(快餐)、标的细胞(靶细胞)”等。第二,源自所在地的强势方言,如来自闽语的“阿督仔、车拼、冻蒜、柑仔店、没路用、强强滚、水当当、正港”等。第三,源自外语的影响,如来自日语的“摆道、町、干物女、欧巴桑、寿喜烧、宅急便”等,来自英语的“保特瓶、宾铁、博蒂、卜派、狄克石、戴奥辛”等。第四,因不同的造词理据而产生的多样性,如“滑鼠、笔电、议处、闹区、偶性、酿灾、派红、强台、轻台(缩略),误谬(异序构词)、编辑人(类词缀不同)”等。第五,因用字不同而产生,如“没精打彩、迷罔、扒山虎”等。再如,普通话里没有“有者”这样的表达,但是马来西亚华语里大量使用“有者”。按照普通话的单一标准来看,似乎“有者”缺乏理据性,但是从稳定性和通用性来看,“有者”有着客观存在的基础。普通话里不说而其他区域华语高频使用的词汇语法项目,正是华语区域差异性与多样性的集中表现。

      多区域华语比较研究尽管主张对华语的差异和变异应该持宽容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协调和规范上听之任之、毫无作为。不同华人社区使用的华语存在着词语、语法上的或多或少的差异,若不去注意并弄清其差异所在,相互交际就有可能受到干扰,有时还会引起某些误解,因此有必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解释,必要时进行规范引导。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华语里“课题”有时候可以表达“问题”的意思,这就需要我们对这两个词语什么时候可以换用,什么时候不能换用进行实际调查研究。再如马来西亚华语里“人士”和“分子”有混用现象,如“人权分子、人权人士;活跃分子、活跃人士;改革分子、改革人士;特权分子、特权人士;学运分子、学运人士”等等,一方面,这说明马来西亚华语词汇表达具有多样性,正如叶中扬所述“表达相同的概念时,马来西亚华语相比于普通话有着更多样的表达方式”[33]。但是另一方面也模糊了“人士”与“分子”搭配的感情色彩倾向,如马来西亚华语甚至可以有“犯罪人士、成功分子”这类搭配。这与普通话使用者的朴素语感相差较远,需要积极协调和进行规范引导。再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多区域华语里,量词“粒”不限于与粒状名词搭配,用法颇为丰富,如水果类(一粒瓜、一粒西瓜、一粒哈密瓜);小吃类(一粒包子、一粒豆沙包);用品类(一粒手表、一粒耳环、一粒线团);球类(一粒球、一粒足球、一粒三分球、一粒网球)等等。这与普通话表达有很大不同,需要考虑变异性,同时也有必要考虑柔性规范和引导。

 

三、多区域华语比较研究的方法与路径

(一)比较法是多区域华语研究的基本方法

      吕叔湘先生号召大家通过对比研究语法[34]。我们认为即使时至今日,“比较”这一方法仍需强调。比较法是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比较研究在语言学上对于认识一种语言或一种语言变体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多区域华语比较研究有利于揭示出华语区域性词汇、语法的诸多特征,尤其是动态浮现特征。多区域华语比较包含多个层面的比较。

      一是区域性华语的整体性特征与普通话的比较研究。华语与普通话本同出一源,但随着时间、空间的迁移,华语与普通话已然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华语与普通话的细致、系统比较依然是重要课题之一。

      二是共时与历时比较研究。邢福义提出以“普—方—古”的方法和视角研究汉语[35],以“普”为基点,“以方证普、以古证今”。“普-方-古”“表-里-值”是考察海外华语的重要方法。就历时视角来看,历时语料的考察确实在多区域华语比较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例如马来西亚华语口语中,表示“做什么、干什么、为什么”的“做么”使用频率较高,例如“她是老师哦,我应该做么?”“去吉隆坡做么?找你的孩子啊?”“阿公,做么最近天气这样热的?”“你做么偷我东西啊?你是不是肥到傻掉了啊你?”五代南唐时期由闽南泉州籍僧人所著《祖堂集》中就处处见到“做摩(做么)”,例如,僧便问“做摩是文殊剑?”僧曰:“和尚还传也无?”师云:“做摩不传!”到了宋朝真宗年间的《景德传灯录》中,“做么”一词也随处可见,如“汝坐与此做么?入定。”“大悲用千手眼做么?”明清闽南话戏文中写为“做乜”,如刊行于1566年明朝嘉靖年间的闽南戏文《荔镜记》:“哑娘,三更半夜来只处做乜?”“恁问伊卜做乜?”民国初年,由厦门人所编写的闽南语七字诗《陈三五娘》中,也写作“做乜”,如“九郎出来就问伊未知花婆来做乜。”[36]而现今马来西亚华语口语中“做么”依然在高频地使用,且与唐宋口语用法颇为一致。这种方言历时视角的比较分析有利于多区域华语的演变研究。

 

(二)基于口语视角与口语语料库的多区域华语比较研究

      众所周知,口语与书面语存在诸多差异。对海外华语来说,与大陆普通话的不同、其特色与魅力之处也主要体现在口语方面,我们常说的“港台腔(港台味普通话)”“海外腔(海外味普通话)”反映的正是口语面貌。但是客观而言,对海外华语来说,口语研究的难度非常大。海外华语语码夹杂现象十分普遍,华语里随处夹杂粤语、闽语(含福建闽南话与广东潮汕话)、客家话、英语、马来语等多种语(方)言,且在发音上具有各种变异,并经常出现说话者的语速很快或清晰度不高的情况,上述现象皆对研究者的语言考察能力提出极高的要求,语料的听辨与转写也是一项耗时耗力的工作。

      目前,利用语料库和统计的方法对多区域华语进行比较研究乃是大势所趋。它可以避免个人视野的局限性和主观臆测,能够客观地检索数据,为客观分析语言现象打下基础,从而有利于研究者总结倾向性规律。目前全球华语研究的传统研究多是个案式的,语料多是通过内省方式、小规模搜集等方法得到。语料库比内省法客观,也容易被其他研究者验证。如暨南大学海外华语研究中心“东南亚华文媒体语料库”就是现有的比较成熟的华语语料库。基于语料库统计的方法的优势在于数据的规模性、客观性、科学性,大量有价值的华语语法现象的系统性挖掘必须依赖一定规模的语料库才能进行,从而进一步促进语言规律的发现和研究理论的升华。

      使用语料库软件也是多区域华语研究的趋势之一。如果人工对大量案例进行分析,费时费力,令人望而生畏,不但效率低下,而且其可靠性也受到质疑。人的思维难免挂一漏万,而利用软件的话,某些统计项目不但可以做到穷尽,而且效率也将大大提高。举例来说,台湾华语程度副词系统里,有“蛮”无“挺”,例如“他真的还蛮无聊的”“功能还蛮强的”“那女生我觉得她还蛮开朗的啊”等。在含有“蛮”的497个例句里,我们发现342例“蛮……的”框式用法,这一统计来自于Antcon3.2.4w的跨距搭配检索功能。Antcon3.2.4w软件对高频常用华语词汇的处理颇为有效,这能为语言的定量定性分析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三)基于相同源方言背景的多区域华语比较研究

      “源方言”概念由邢福义提出,它是指“一个人生活在某种方言地域环境之外,仅通过父辈祖辈的承传而习得的某种方言”[37]。源方言对华语的潜性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海外华语常常深受源方言影响,如邢福义先生文中提到的海外华语中表示时间上具有连贯关系时以“才”代替“再”的语言现象等。闽语(特别是闽南语)是域外使用者最多的方言之一,我们以闽语为背景来进行选点示范比较研究。例如,以台湾、马来西亚槟城、印尼棉兰三地来说,以上几地都具有较深的闽语背景,台湾华语深受闽语影响自不待言,槟城、棉兰两地闽南语系华人分别超过当地华人总数百分之七十与百分之五十,两地日常生活皆通行福建闽南话。三区域华语有同有异,是多区域华语比较研究的理想代表点。

 

(四)“集范畴以成体系”的多区域华语比较研究

      要想得到多区域华语各个层面的宏观认识,必须“自下而上”地进行体系性研究。“集范畴以成体系”则是有效途径,所谓体系就是“应当按某一方面对象或内容来进行全面的研究”。反映在词汇、语法方面,普通话的词汇、语法体系已经相当完备,应该以现有体系作为参照,考察其中所有内容,无论是显现范畴还是隐性范畴,都应该放到多区域华语比较研究中来“摸”一遍,唯有这样的研究才是成体系的。目前我们发现有代表性的多区域研究范畴有“指示范畴、程度副词范畴、语气范畴、后置标记范畴、数量范畴、语序范畴、否定范畴、重叠范畴、能愿范畴”等。

 

四、余  论

华语研究已经取得长足进展,但要进一步深入与拓展,必须要在研究视角、方法等方面进行创新。我们提出基于源方言背景、自然口语语料库、语料库技术、紧扣口语对多区域华语进行比较研究。王洪君指出“放弃对语言共性的探索,不仅使中国语言学逐渐落后于西方语言学,差距越来越大,而且也很难真正搞清汉语的特点。我们的眼光不能囿于汉语,一方面,盲目追求语言共性或许不可取;另一方面,片面强调汉语的特点亦不足取。我们要摆正汉语特点与人类语言共性的关系”[38]。总的来看,多区域华语特征必然存在类型上特点,共性现象多受到闽语、粤语等南方汉语方言的影响,差异性方面多来自区域华语内部的变异性。李宇明认为,大华语存在“继续分化”和“趋近趋同”两种走向,促进大华语“趋近趋同”,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要开展全球视角下的华语研究[39]。过去的研究多是“一地眼光”的语言研究,将“一地眼光”扩展为“全球眼光”,就要在看待某一华语变体的现象时,心中有多区域华语比较研究这根弦,知其在大华语中的位置与作用,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促进大华语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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